本文的目的在于论证软件产业的成功发展取决于其生存发展的制度环境,制度的有效性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协同效应。制度的作用犹如弈一盘棋,不在于某一招,而在于统盘之局,对于软件产业发展如此,对高科技产业发展亦然,国之昌盛也概莫能外。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尽管在分析软件产业的经济学特征时,大量运用的是产业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理论。通过分析国外软件发达国家发展软件产业的制度实践,同样说明了制度协同是软件发达国家取得成效的基本原因,而制度缺陷是阻碍软件产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不管这种缺陷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建立在理论和调查统计数据之上,通过对我国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的实证分析,透析了我国软件产业发展所处制度环境的基本状况,揭示了制度缺陷产生的原因,表现的形式和变化的方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制度协同效应的基本模型、途径和手段。本文用经济学理论研究软件这个技术性非常强的知识型新兴产业的发展,尝试通过学科交叉理论系统总结分析软件产业的经济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这些特征对宏观经济均衡和微观经济行为带来的变化,以及由此对管理和制度变迁提出的要求,这在国内正式出版材料中还没有发现。其他的尝试性创新还有:(1)对软件产业的制度协同分析。提出了制度对软件产业发展的促进意义在于制度协同及其效应的发挥;制度的协同包括正式制度之间,也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协同,制度协同可以带来成本节约、效率提高和产出增加;本文尝试建立了软件制度变迁的三元博弈模型和协同效应模型,并在协同效应实现的边界条件和主要路径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方孔之见;通过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分析,成本和效益分析,揭示了制度非均衡形成的原因和多种表现形式,如颠簸效应、阻断效应等,依据协同理论提出了地方政府在三元博弈中的主导作用,尽管进一步的分析会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更为广泛的问题,但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局部制度协同,同样可以获得制度协同效应带来的好处。(2)对软件和软件产业经济属性的系统论述。作者认为,软件产业是知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从世界范围看,是处于快速增长中的新兴产业,同时,软件产业又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分配和社会福利,所以,有关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的知识,以及时下广泛传播的创新理论、竞争理论、知识管理等都可以用来分析和研究软件产业;本文用专业化和分工理论分析了独立软件产业的形成、软件开发生产方式和业务外包问题,指出软件作为一个独立产业的出现,是<WP=3>需求导向的分工细化使然,也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所以在产业品质上软件产业拥有制造业的一些特性,如产品的标准化、构件化,生产的工厂化等,就像台湾利用电子产品的高度标准化创立了硬件代工一样,印度也在推行软件代工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专长;规模经济的基础是产品生产活动的不可任意分割性,当固定成本分摊到较大的生产量时,就会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但国际软件产业的发展表明,软件生产体现了范围经济的特点,市场结构表现为企业垂直分离,广大小企业普遍存在,企业联盟合作广泛流行,加深对这一理论的认识,有助于克服软件企业盲目求大、单纯追求规模的冲动和政府部门的拔苗助长,有利于促进企业在形成专长、合作共赢上下工夫,形成良性的产业组织形态;软件产业是典型的所谓“速度经济”,“哪怕是再好的产品,离失败也只有 18 个月时间”,速度经济逼迫企业普遍采用哑铃式的经营模式,软件企业专注于研究开发,将生产(编程 )更多地交给供应商去解决,建立和管理由供应链联系起来的虚拟企业群,对软件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对资本边际效率和劳动力边际效率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中国软件产业的粗放经营问题,由于软件产业进入壁垒低,很多软件公司在几乎完全没有搞清楚软件产业赖以存在的社会生态系统之前,就蜂拥进入,结果只能陷入低水平竞争,导致价格战,破坏了整个产业结构;此外,本文还对软件的盗版问题、软件产业集聚、软件园建设问题、软件产业的竞争、软件产业链的存在和软件产业的结构等问题进行了经济学的分析。(3)通过访谈、发放专门的调查表、召开座谈会等方式,紧紧围绕软件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从理论和国际实践等多种角度进行制度分析,并利用案例加深研究,是本文的一个特点。作者追求对现有理论精髓和工具的使用,但并不描述理论本身;定量分析不追求引用数据的多少,更主要的是数据所揭示的问题实质和数据之间的关系;通过制度协同这一贯穿始终的主线,对国内外资料和案例的精神进行综合,对本文观点进行多维度的验证等。在文章的最后,笔者提出了建立有软件经济学的倡议,认为成熟的软件经济学是软件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也希望关心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志士仁人能与作者一道继续探求软件产业发展的规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