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区域系统,既是中国重要战略资源储备库、生态环境安全屏障和“一带一路”战略腹地,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推进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化发展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西部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更是化解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必由之路。研究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化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本文综合应用绿色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绿色效率等理论,综合采用规范性分析与实证分析等方法,研究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化。遵循“现状分析——绿色化评价——结构调整效应分析——效率驱动效应分析”的总体分析研究框架。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演进历程,分析了产业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基于DPSIR模型构建了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分析2000-2016年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化发展水平及变化特征。以“综合指数——状态因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指标”三个层次的产业绿色化表征指标为因变量,以“二、三产业占GDP比重——产业就业调整指数和产业增加值调整指数”双层次刻画的产业结构调整为自变量,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面板回归,实证分析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对产业绿色化的作用效应。在评估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工业“三废”排放量、服务业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基础上,将非期望产出纳入传统生产率分析框架,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分别评估了西部地区考虑了非期望产出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绿色效率,以及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传统效率,通过两者对比分析以及绿色效率与产业绿色化发展指数的灰色关联度分析,分析了西部地区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效率对产业绿色化的作用效应。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绿色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分析结果,提出了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化发展的总体思路、结构调整式路径和效率提升式路径,并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一、在2000-2016年期间西部地区各省份的产业绿色化综合水平呈现震荡式提升的趋势,西部地区总体的得分从2000年的-4.7693,提高到2016年的6.8190。西部地区各省份间产业绿色化水平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2000-2016年西部地区各省份产业绿色化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内蒙古、四川、陕西、云南、广西、甘肃、新疆、西藏、贵州、青海、宁夏。各省份产业绿色化发展综合指数的内在因子得分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2007年以后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化的驱动力快速增强;在2011年以后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化的压力开始缓解;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化生产水平呈现增长趋势;在2006年后西部地区推进产业绿色化发展的行动力度持续增强。二、西部地区工业比重的提升、工业就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增加值调整对产业绿色化具有负面影响,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是非绿色化的。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有助于提高产业绿色化指数。西部地区工业比重的提升、工业增加值调整对“状态”因子具有负面影响,工业就业调整指数的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工业结构调整是非绿色化的,未能实现工业发展的绿色化推进。工业比重的提升、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工业就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增加值调整都有利于降低西部地区单位GDP能耗。西部地区工业比重的提升、工业就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增加值调整都显著提高了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而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西部地区工业比重的提升、工业就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增加值调整都显著提高了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气排放量,而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气排放量。西部地区工业比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化、工业就业调整指数和工业增加值调整指数对单位工业增加值固废产生量没有显著影响。三、在2000-2016年期间,西部地区的农业绿色效率小于1,农业绿色效率低于农业传统效率,西部地区农业增长总体上是非绿色化的,农业面源污染的增长速度高于农业产出增长的速度。在2000-2016年期间,西部地区的工业绿色效率低于1,且呈现下降的趋势,西部地区工业绿色效率低于工业传统效率,且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西部地区的工业增长未能实现生产效率的绿色化提升,西部地区工业增长是非绿色化的。在2000-2016年期间,西部地区的服务业绿色效率也都小于1,服务业绿色效率与服务业传统效率的差距较大,但存在逐步缩小的趋势,西部地区的服务业生产效率提升是非绿色化的。西部地区各省份各产业的绿色效率与产业绿色化水平都具有较高的灰色关联度,大部分都在0.6以上。西部地区各大产业的绿色效率对产业绿色化具有较大的影响。内蒙古的产业绿色化受农业绿色效率和服务业绿色效率的影响较大,广西的产业绿色化受工业绿色效率的影响较大,三大产业的绿色效率对重庆的产业绿色化的影响相当,贵州的产业绿色化受农业绿色效率的影响较大,三大产业的绿色效率对云南、陕西、青海的产业绿色化影响都较大,甘肃的产业绿色化主要受工业绿色效率和农业绿色效率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研究有以下特点或创新点:一、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产业绿色化的概念和内涵。紧扣绿色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本质和内涵,构建了产业绿色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产业绿色化的核心体现在“产业结构绿色化”和“产业效率的绿色化”,对产业绿色化定义为“通过技术创新和升级,对产业体系进行绿色化改造,并调整产业结构内容积极发展新兴绿色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和生产绿色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污染减量化。”指出产业绿色化的四大特征为产品绿色化、结构绿色化、技术绿色化、效率绿色化。促进产业绿色化的四大动力是市场需求拉动力、资源环境约束力、技术创新推动力、政府环境规制力。二、构建了能够更加反映绿色发展内涵和产业升级本质的产业绿色化指标体系。本文在产业绿色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指导下,结合西部地区实际,基于DPSIR模型,构建了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不同于主要考虑产业绿色化生产方式的指标体系构建方式,本文构建的产业绿色化综合指数能够全面综合反映西部区域产业绿色化水平。产业绿色化综合指数下的“驱动”、“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则分别能反映产业绿色化发展的“驱动力”、产业绿色化发展的“压力”、产业绿色化生产“状态”、产业绿色化发展的“影响”、产业绿色化发展的“行动力度”,为区域产业绿色化评价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产业绿色化评价指标体系。三、紧扣“产业结构”和“产业绿色效率”两大核心要素,构建了以结构和效率为双内核的产业绿色化实证分析框架。本文在阐明产业结构调整、绿色效率与产业绿色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础上,建构产业绿色化发展的结构与效率分析范式,并实证分析了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化发展“结构调整效应”和产业绿色化发展的“效率驱动效应”。以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化为目标,提出“优结构、提效率”促进产业绿色化的总体思路,针对西部地区产业绿色化发展提出结构调整式和效率提升式的路径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