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史中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代。在这一历史时期,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压力,为了保证中国安全、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旨在支援亚非拉革命斗争的对外革命援助。由于这一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理解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教条化倾向,对中国的安全形势进行了严重化误估,对世界革命形势也表现出乐观性误判,从而导致在对外革命援助的理论与实践上出现了严重偏差,主要表现为:这一时期的对外革命援助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中国的现实国力,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也存在着援助绩效不如人意等缺陷。从实践演进来看,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60年代的对外革命援助经历了意识形态暂时服从理性、意识形态突破理性约束和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3个发展阶。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革命援助领域,逐步构建起了比较健全的组织体制和比较完善的政策体系,呈现出现实理性务实与意识形态激进相交织的总特点,真诚性、平等性和互利性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革命援助的基本特点。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20世纪60年代的对外革命援助,要反对“打肿脸充胖子”的无用论和“输出革命”的扩张论等错误思想认识。首先,要肯定虽然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对外革命援助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中国自己的发展利益,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但其成绩是主要的、行为是必要的、性质是正义的,也积累了诸如坚持正确的义利观,紧紧依靠发展中国家巩固和壮大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等有益经验。其次,要承认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革命援助存在着诸多“左”的激进化偏差,但却并不符合“输出革命”的构成要件。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外革命援助的过程中所积累的有益经验和存在的理论与实践偏差,为中国共产党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一是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紧紧依靠发展中国家;二是要冷静观察和正确研判国际形势,防止产生形势和战略误判;三是要统筹对外援助和本国发展利益,对外援助要做到量力而为;四是对外援助要脱离意识形态的过多掣肘,主要根据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亲疏来确定援助对象和规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援助工作也进入新时代。做好新时代的对外援助工作,需要吸取中国共产党20世纪60年代对外革命援助的经验教训,及时回应随着中国迅速崛起而引起的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和疑虑的焦点问题,努力澄清各种对中国迅速崛起的理论认识误区。具体而言,就是要表明在现阶段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不会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而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中国模式”;日益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不要也不能在21世纪国际共运中充当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