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的言论思想，对中古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便体现在西汉的社会改革上。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措施及改革实践，无一不是受到先秦学术思想的指导。 诸子百家以儒法两家为代表，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各自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儒法两家的思想，虽多对立和冲突，但在社会思想上是一致的，表现在对土地和工商业等问题的看法上。这些共同性的看法，至汉代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性的观念，一种社会思潮，从而为汉代的政治家、政论家所接受，成为汉代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 秦汉王朝的建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产生了一种新的帝国模式，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要维持大帝国统治模式，必须培植最大量的自耕农，保证最大的财政赋税的征收面，发挥大国效应的积极作用，这是静态的设计。但一旦进入动态的发展，这个设计就会被破坏，因土地的兼并、人口的荫占，导致自耕农破产、财政赋税征收锐减。 为推进大国效应的实现，西汉初始，帝国就利用国家政权之巨大力量实施国家控制，推行了一系列常规的政策措施，如轻徭薄赋，打击豪强等，以掌控尽可能多的土地和人口，拓展尽可能大的财政征收面。随着帝国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凸现，从眭弘、贡禹等为代表的一些官僚、董仲舒和桑弘羊为代表的上层、贤良文学为代表的一般士子的言论中，可知常规性的国家控制并不能奏效。于是，根本性的社会改革便逐渐提上了日程。通过上述这些人，完成了思想的“接力”，从而西汉社会改革的实践，成为先秦学术思想的一个大实验场。以先秦学术思想为指导思想，以“平均土地”和“节制资本”作为主要的改革措施，西汉的社会改革拉开了帷幕，至王莽改革而达到了高潮。 王莽改革不是“怪胎”，而是历史发展中合乎逻辑的一环。西汉的社会改革，大都是失败的，而王莽改革是两汉社会改革的集大成，又是失败的集大成。西汉社会改革的失败，实际上是先秦学术思想的大失败。在土地和工商业等问题上，儒法两家的思想和主张都是落伍的，表现在思想本身的复旧空想性，尤其是儒家，及其与汉代大帝国的不相适应。改革者的主观逻辑“敌不过”历史的客观逻辑，改革最终难免失败和无效，豪强继续发展；后汉学风、世风为之一变，经世思想旋即消沉，玄学继之兴起。但主观逻辑又“暗合了”客观逻辑，平均土地和节制资本等改革的措施，适合国家实现大国效应的需要，被后世所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