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是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个流派。它产生于18世纪而盛行于19世纪的欧洲,是欧洲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产物。国家主义思想是在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曾极力宣传过这种思想。五四运动后最终形成国家主义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曾琦、余家菊等。国家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另外,国家主义者都强调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家的国家意识是国家存在和振兴的最重要的因素。天津《益世报》是由天主教神父雷鸣远创办的具有深厚天主教背景的报纸。天津《益世报》虽然没有系统提出论证过国家主义的理论,但是却是在不自觉地坚持了国家主义的基本立场。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内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益世报》对国内民主革命以及军阀派系之争的观点体现了这一内容。二是内惩国贼,外抗强权,对外维护国家独立。《益世报》在老西开中的对法斗争以及其一贯的反日立场都充分体现了这一内容。但是《益世报》又体现出与后来的国家主义者不同的特点:首先《益世报》所体现的国家主义是一种有限制的理性的国家主义。这种理性的国家主义对外的主要表现是:实行以“人民主义”为后盾的“国家主义”,即开展“国民外交”,以国民运动推动对外交涉的进行,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理性的国家主义对内表现是:实行“人民主义”应以“国家主义”为前驱。即在强调国家权威的前提下,寻求“国家主义”与“人民主义”的某种平衡。具体而言,一是要实行宪政,即国家权力必须在在宪政的轨道上运行。二是要以民为本。这不仅体现在其一贯的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政治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追求“安宁福利”的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方面。另外,《益世报》与后来国家主义者虽然都强调民族精神,但对如何锻炼陶冶民族精神的路径却不相同。后来国家主义者将传统伦理思想作为在中国传播西方国家主义思想的理论支点。但是《益世报》及其创始人雷鸣远却主张以基督宗教,具体而言是通过增强中国人的“爱国心”来振兴民族精神。但问题是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在对待“爱国心”的认识分歧以及中国基督信徒的双重身份的认同危机使得这一问题解决起来很是棘手。这种情况在根本上体现了民族国家与上帝之国的紧张,体现了狭隘的国家主义与基督宗教的普世主义的信仰体系与人道主义的道德体系的矛盾。如果说以雷鸣远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文化事业、政治活动的参与支持还只是从宗教外围来化解这种矛盾的话,那么此后雷鸣远积极促成国籍主教的产生,推进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的努力则是着眼于宗教本身而进行的有价值的尝试。这种尝试固然是对当时中国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本能反应,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觉突破狭隘的国家主义立场的结果。然而雷鸣远的国家主义立场又不可避免地与他的宗教信仰以及他所必须担当的传教使命产生矛盾;所以最终他仍然坠入了基督宗教普世主义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