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在西方生产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冲击下开始了近代化历程。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内农民战争的蔓延及由此而产生的地方军兴力量的崛起，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挽救王朝危机，清王朝开始主动的现代国家构建的尝试，试图在宪政改革中，加强中央的统一和权威，在推行地方自治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渗透。这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民间社会较为宽松的环境，民间社会组织逐渐兴起。民国初年，新的共和政权通过立法与制度建设，着力确立中央的权威，但随着袁世凯政权的覆灭，各地军阀拥兵自重，中央政府更迭不断。而近代化进程中日益增多的地方公共事务，不得不倚赖民间社会组织参与，这也为社会组织发展保留了一定空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加快了现代国家构建的步伐，逐渐统一国家权力，加强中央财政汲取能力，通过软硬两种手段对社会组织进行严格管控。社会组织纳入国家法团主义的体系下，数量上有所增加，但因其自主性的弱化而逐渐失去社会性，社会组织活动空间大大缩小。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发展阶段，国家与社会之间始终保持了相当的张力。
　　近代禁烟组织就是在这样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背景中呈现了其特殊的发展历程。鸦片问题是影响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领域的重要问题，也是近代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语境中的核心话题。从早期西方传教士及外国禁烟社会组织的推动，到清末政府倡导的官民合作地方禁烟社会组织的兴起，特别是在推动政府与英国修约谈判，收回禁烟主权上，民间禁烟组织发挥了越来越强的自主性。民国政府成立后，禁烟社会组织继续推动政府与英国进行修约谈判，并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但新政权在面临内政外交的困局之下，无力开展统一有效的禁烟活动。在1917年中英禁烟条约到期之前，民间禁烟组织积极敦促政府切实禁烟，按照条约要求履行条约义务，尽快禁绝鸦片；在此之后，禁烟社会组织又通过请愿及舆论宣传等方式努力阻止当局以公债收买外国在华存土，却未能成功；其后，当局将所购存土指销四省，禁烟组织立即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并要求焚毁存土，最终主张得以实现。同时，禁烟组织对各地军阀迫民种烟的活动进行有力抗争。总之，在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国家力量的软弱，无法有力推动烟禁，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提供了舞台。但没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与推进，禁烟根本无法实现。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全国统一后开始新的政权建设，对社团进行整理和管控，意图将社会团体纳入到整个国家构建体系当中，使之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助手，实现对社会横向铺开、纵向到底的严格管控。禁烟社会组织在这一时期日益成熟，一方面力图与政府保持合作，由政府推动而实现禁烟目标；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组织力、影响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大大增强。国民党政府逐渐由“党国体制”过渡到“领袖独裁”，进一步挤压社会组织活动空间，以1937年中华国民拒毒会停止活动为标志，自主的民间禁烟组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纵观近代禁烟组织的发展历程可见，国家和社会之间难以达成共同目标和一致行动，二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张力。禁烟组织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政府禁烟的决心和政令的有效执行，国家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来确认其统治的合法性，辅助其禁烟政令的执行。现代国家的构建，既需要国家的强大统一，对社会有效整合，同时又需要给予社会组织成长空间，保持其在自治领域的合法权力。国家与社会都能在其各自领域发挥作用，才能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