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的侵略使中国面临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存亡危机,民族主义高涨。在外患入侵中首当其冲的边疆地区,首先成为国人表达爱国情绪的场域。30年代具有同人性质的《新亚细亚》即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并成为致力于边疆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刊物；而由众多具有现代相关学科素养的新型学人主办的《边政公论》,也同样是40年代边疆研究的学术化刊物的代表。然而,两刊虽然共同将边疆作为研究客体,但其在边疆研究的内容、作者群体、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或许可以说明三、四十年代之间边疆研究的学术转型：在研究内容上,由前者重视边疆史地追述考究与现实危局的述论,向后者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系统专业研究的转变；在作者群上,由前者多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政府职员组成的研究群体,向后者由具有西学学养且多是高校、研究院所人员的转变,而且以该批研究型人员为基础,运用西学理论与方法,在结合本国边疆特殊性的同时,构建中国化了的边疆、边政研究体系；在研究方法上，由前者较多继承传统边疆史地研究,尤其是西北史地学研究的遗风余韵、且具有“过波时代”特征的方法,向后者尝试构建中国边政学学科的转变,且在边疆研究地域上呈现出由前者注重西北向后者扩散到全国的转变。以上各不同面相的转变,不仅体现了30年代的《新亚细亚》与40年代的《边政公论》两刊的各自特点,也揭示了30年代的“边疆热”向40年代构建“边政学”的转变,还印证了有关学者认为应将三、四十年代分阶段地视为一个发展和转变过程的论断。因此,本文将该两刊分别作为能代表各自时期的刊物,从内容、作者群体、理论方法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这一代际之间的转型过程予以揭示和佐证。同时认为,此时期的边疆已成为学人与学术、政治、社会、媒介(刊物)的交汇场域,学人也将其学术追求与爱国情怀得以结合与升华,并最终实现学术研究与国家需要的整合。边疆这一客体也实现了从自在的地理的和学术的边缘,走入了自觉的和可为的民族——国家同质化重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