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这场论战中，针对胡适提出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正确阐述了“问题”与“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争论中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和作为改良主义者的胡适相互影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了实践之门。　　然而由于长期形成的左倾教条主义，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这场争论简单地划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极对立的矛盾和斗争。在20世纪下半叶长达30年左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标举出胡适和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并且总是严厉批判和全盘否定胡适的“歪理邪说”和“险恶用心”，而充分肯定和赞扬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和对于实验主义的驳斥。关于这场斗争的阶级属性和历史上的“功”“过”人们已经谈论了几十年，似乎早有“定论”，但人们觉得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历程来看，关于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有必要和可能来重新审视，重新思考。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逻辑的角度，亦或是现实的角度，“问题与主义”之争，都可视为一桩“凸显之案”。可以说，它的影响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始终。　　本文以“问题与主义”这场论战作为研究对象，以史料为主要依据，在参考前人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发生的背景、争论的内容和性质入手，对这次的论战的评价及意义重新进行阐述和分析。　　文章首先分析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的背景，从这次论战发生的必然性和论战的主要一方胡适的哲学观及方法论基础两方面着手。其中前者阐述了当时中国国情的迫切要求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觉悟。后者涵盖了实用主义的定义以及胡适与实用主义的关系。文章接着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问题与主义”的内容展开论述:争论的焦点，“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关系，这场论战的性质;使读者对这场论战有一个质上的全面了解。由此得出结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发生的一场以方法论争论为核心的政治色彩很浓但却充满自由平等气氛的学术争论。最后文章肯定了胡适某些积极的观点，否定了胡适若干消极的观点;并且总结了这场论战的现实意义以及引发的思考，比如在文化领域继续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划清政治斗争和学术争鸣的界限，将理论的宣传和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次争论规模虽小，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思想活跃、学术自由的典型表现，也是对大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百家争鸣”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某些观点是存在不足和漏洞的，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也还有生命力的正确观点。在研究胡适思想言论的过程中，既要避免掉入政治感情的“陷阱”，又要充分把握胡适的思想言论多有偏激性和非严密性这一特点，把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全面地联系起来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