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后重建促进了城市化的新进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城市化水平又进一步加速，与此同时，城市也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重视。不同的学科对城市都具有不同的关照，其中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学极具代表性，首先，城市经济学认为城市的主要特征是规模效应，城市发展的规律是城乡依存、城乡对立与城乡融合的辩证趋势，房地产经济则以地租的方式突显了城市的价值；其次，城市社会学以城市与乡村的差异性为基础，着重比较两种生活方式的不同之处；最后，城市文化学着重关注城市文化的认知范式，其以提升文化生命力为城市的依据。但是，它们也遭遇自身的理论危机，城市经济学把城乡关系逻辑化、城市经济竞争化、地租价值绝对化的方式只是把城市与分工“倒置”；城市社会学必须先验设置城乡分离为前提，那么城市只是社会学理论的应用，从而消解了城市的特殊性；城市文化学则没有认识到城市文化危机的“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逻辑。在总体上，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与城市文化学等造成了城市研究的四分五裂。在碎片化的城市研究中，城市获得了现代社会的实体性面貌，它成为一个静止的地理空间，与此同时，它也成为一个“学科的垃圾桶”，城市可以任意成为一个学科的前置标签。因此，城市被不同的学科瓜分，从而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现象。然而在此基础上，每个城市学科又试图打破学科边界，尝试建立各个学科之间的城市平台，当把城市当作消费空间时，它们达成了一致与和解。在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转换的过程中，城市成为同质性消费空间的实体，消费人格与消费认同共同建构了消费社会的时代景观，那么消费社会的载体必然是城市，消费城市的异化聚焦安置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争执，同时也终结了城市的发展。消费城市的浮现也不断受到质疑，一方面，城市问题依旧困扰着消费城市，另一方面，虚假需要、不完全信息、国家干预与消费支配逻辑等等都动摇着消费城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虽然质疑的声音始终是一种浪漫主义批判，但是它们与消费城市一起揭开了城市研究的前提，即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是造成城市研究理论困境的原因。
　　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根源是两者的抽象化。抽象个人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虽然它产生了对人的本质的思考，把关注点从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转移到人与自身的关系，在人性的普遍性中致力于建立理想化的人类社会，但是其逻辑循环论证与人性的任意假设致使社会停滞于理想。抽象社会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学，虽然它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性、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社会规律的独特性，但是社会学也存在社会变迁论与社会结构论的矛盾，社会变迁论侧重于意志、理智、目的、动机等人的主观性与社会开放性，而社会结构论侧重于社会规律的客观性与封闭性。社会契约论坚持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社会变迁论坚持唯意志论、功能主义；社会结构论坚持要素论、规律至上论，从思想史上的发端上，这些理论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契合，抽象个人与抽象社会只不过是抽象劳动的理论形式与知识形式。抽象劳动的现实形式是现代货币，现代货币有两个背道而驰的功能，一方面是社会交往的扩大，另一方面是个人的独立，而现代货币的前提是雇佣劳动，其核心是支配性权力。抽象个人与抽象社会也不断走向修正主义，而其根本性谬误是对货币历史性的消解，把现代货币当作人类社会“普照的光”。因此，重新审视个人与社会，必须从解答什么是历史开始，黑格尔开创了这方面的先河，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权利，权利的生成过程就是人类历史的展开过程，权利的历史性生成与权利的多样性是编织人类历史的经纬线，权利辩证法质疑任何关于人类社会的原则性预设，历史是人们生活的自我发展过程。与此相应，黑格尔认为城市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家庭生活、社会需要与社会交往共同构成了城市的历史前提，城市发展的结果不能作为城市研究的起点，城市不仅产生了公共生活与政治生活，而且既包含人们生活方式总体性，又包含生活方式的特殊性。但是，当“国家”范畴取代“城市”、“市民社会”等范畴时，作为绝对精神在生活世界化身的理念国家成为人类社会的终点，最终，逻辑必然性取代了历史必然性，在城市文明史变成“绝对精神”的环节同时，城市的未来向度也被封闭在“绝对精神”的逻辑史之内。
　　在马克思看来，理念国家始终把市民社会的“贫困”现象排斥在外，究其原因，黑格尔的哲学基础是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这在根本上瓦解了以往历史观的潜在性前提。以往历史观之所以是思辨史与逻辑史，这在于它们把人的本质设定为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以知识论的方式“冒充为感性、现实、生命”。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同时也是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统一的世界历史过程。历史的本质依据是劳动，如果没有把握到劳动和资本，必然会在现实生活的“迷雾”之中“丧失自身”，这是马克思早期哲学对抽象个人与社会的全面清算。因此，现实个人的活动是历史的前提，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感性需要、人们自身的生产、社会关系、劳动意识五个方面构成了现实个人的存在论说明，这五个互为前提的方面又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方式呈现出整个异化劳动历史的规律。这就与“主体社会”、“观念历史”彻底划清了界限，前者把自然界从“历史中排除”，后者只是解释与描述现存。那么，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城市是对人类文明史的必然解释方式之一，即人类文明史内嵌到城市之中，用城市史解释自身，这也是人类文明的城市叙事，城市史与人类文明史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因此，城市的本质是感性交往活动的空间形态，实践、空间与城市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历史的具体化，城市辩证法不是矛盾性思维，它通过整个人们实践活动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真实性指向更多的可能性，这也回应了脱离实践基础的“空间哲学”为什么会遭遇质疑。与此同时，并不是只有城市这个实体性的对象才可以有城市哲学，相较而言，城市哲学突出了实践活动的具体性、创新性、跨界性与风险性。在此意义上，城市哲学才能成为一门历史科学，这也厘清了两个问题，第一，城市哲学不能简单的作为部门哲学或者应用哲学来理解；第二，脱离都市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马克思主义的争议。因此，城市发展与城市精神的内在统一；城市历史与城市未来的内在统一；城市理念与城市问题的内在统一共同构建了现代城市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这样城市研究才能从对立冲突走向有机性与融合性的统一，城市未来才具有现实性，从而以城市解放的路径走向人的解放，这也是不断探索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唯物史观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