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25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共同过失犯罪”问题的讨论,但相关问题并未因之而理所当然地得到解决。“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按共同犯罪处理的争议已非一日,各国刑法学学说浩如繁星,我国学者也在借鉴外国学说的基础上展开了讨论。尤其在数人共同实施某种不注意的行为,其中一人或部分人造成结果的情况下,讨论这一问题实益显著。目前,肯定说在日本已占据多数,在中、德也呈增加之势,然而否定说依然有力,并提出了自己对于此类问题的不同结论。否定“意思联络”,否定“共同注意义务”并否定“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与“过失罪的共同犯罪”的关联的同时,从刑法的性质出发也不宜承认“过失罪的共同犯罪”。我国部分学者尝试通过解释《刑法》第25条,使我国刑事立法能包括“过失罪的共同犯罪”,这些努力或多或少有其不正确之处,最终无法成立。一言以蔽之,解释不能代替立法,明显改变了法律条文通常含义的“解释论”,已与立法论无异。司法解释的“交通肇事罪共犯”条款是我国激活“过失罪的共同犯罪”讨论的一大契机,但该款的积极作用也仅止于此。刑法的任何进步,都不能以造成审判权冲击立法权为代价实现,这是宪法作为根本活动准则、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要求。然而,问题至此尚未被解决,得出反对“过失罪的共同犯罪”的结论后,仍须继续探讨违反注意义务的人中“谁构成过失犯罪”的问题,这涉及正犯概念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问题。其中,因果关系是解决过失犯罪处罚范围至关重要的突破口,因为这一理论几经修正、危机重重,最能依各国刑法分则的安排作分类讨论、灵活处理,也是主要的难点所在。对于集体决议的过失犯罪,应修正条件关系公式,使各投下赞成票的表决者皆负刑事责任;对于违反监督、管理义务的过失犯罪,应在介入因素方面让步,只要介入因素仍在监督者的监管职责范围内,监督者违反监管职责造成结果就应负责;而除此之外,对于直接导致结果的过失犯罪,过失犯罪的各要件不应作任何修正,应坚持个别可罚、疑罪从无。在无监督职责的情况下,每个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自己负注意义务,自己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这是刑法学应保持的对人的尊重。在第三种情况下,所有人无罪的结局是坚持疑罪从无必须付出的代价,刑事侦查学和刑事诉讼法不应以此迫使刑法学在总论的意义上广泛地改变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