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律规范的可执行性,学界还未得出较为一致的定义,而法律规范的可执行性包括了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所以可以通过研究可操作性来探究可执行性的相关内容。法律的可操作性,即法律在操作上的可能性或可行性,泛指法律适用的可能性。我国《立法法》第六条规定,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这一新增的条款将明确、具体、针对性和可执行性确立为判断立法质量的标准。法律规范的可执行性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法律能否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国家立法机关设置的法律规范要不断向着可执行性去靠拢。影响法律可执行性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法律规范是否体现了社会共识,是否将权利义务配置实现了最优化,立法语言是否明确具体,法律体系是否协调统一。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立法技术等原因,往往也会导致法律规范可执行性的差异。通过2016年的“赵春华案”来探究为什么法条设立的标准会引来民众的争议,此外,通过对刑法第第六十四条如何适用的问题的分析,来探讨为何不同的法官会对同一个问题得出不同的看法,而最终导致法律的不可执行。并且通过对立法前评估、立法中评估以及立法后评估的探究,我们可以去寻求判断法律规范可执行性的方法。想要增强法律规范的可执行性,通过比较分析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合理配置法律资源来提高立法效益,减少立法成本的方法很多,这里主要从立法活动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谈节制立法成本问题;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和立法后评估体系,给予每个人参与立法的可能,从而使人们都有同样的机会进入到宪法所创设的政治秩序中;规范性法律文献系统化,提高执法效率,依法办事并最大程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能为年轻的法律工作者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更快的成长;从内因出发,要推进立法语言规范化并且推进立法主体的多元化,让法律更多反映人民的真实想法,减少法律规范在执行时可能会遭遇的阻力;发挥地方立法的补充性,提高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避免发生对同一事项却有着不同的规定,导致执法者无所适从的情况;提高法律规范的可执行性,着力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办案水平和办案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