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高的储蓄率,然而资本的运作效率,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回报率仍不够高。过去招商引资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大量标准化的外国技术,有效提高了我国整体技术水平。随着我国自身研发水平不断提高,吸引外资的技术学习模式效果逐渐减弱,获取的技术成果往往陈旧滞后而非核心技术。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颇具规模,新时期下这种技术学习方式更为直接有效。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模仿示范,人才流动以及平台效应这三种渠道致使新技术由技术优势国向母国回流,但是学术上这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真实存在性仍存在争议。为了探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思路,通过大量文献回顾梳理梳理出本文的逻辑思路。此后本文利用我国2005-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发现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即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真实存在。具体而言,本国的科技资本投入显著的提升了本国技术水平,而对外直接投资却对技术进步存在抑制效果。本文试图寻找技术溢出不显著的原因因而构建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逆向溢出的各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特征,并从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4个方面测算我国引发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结果发现R&D强度、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以每个省作为决策单元出发,只有达到门槛值才能获得显著的溢出效应。最后本文从政府角度根据回归结果做出政策建议,政府应根据我国省际区位的差异性,对于跨越门槛溢出显著的省份要积极引导对外投资。而未达到门槛水平的省份则应加强自身科研投入,由于尚未跨越门槛水平,技术溢出程度较低,政府则应当鼓励其他类型投资,适当缩减对外投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