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法律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司法领域各类案件纠纷数量激增。人们的思想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进步,维权意志也在不断增强。因此,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类纠纷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民事案件的庞大数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基层法院的法官长期面临着极大的工作压力。而对于当事人而言,案件审理周期长、律师费用较高,也增加了民事诉讼的成本,又无形中提高了维权的门槛。在此背景下,学界吸收了发达国家的经验,推动施行了小额诉讼程序。我国在2012年8月3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以单独条文的形式首次对该程序作出规定,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出台相应司法解释进行细化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2月出台了《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以下简称《五五纲要》,其中指出:要继续扩大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强化溯源治理等改革配套措施。202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开展了试点工作,强调小额诉讼在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小额诉讼的立法历程证实了其重要性,也从侧面反映出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以我国小额诉讼程序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分析,通过对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和北京、上海、浙江四地司法实践状况的实证研究,站在立法、司法两个不同角度深度剖析现阶段我国小额诉讼程序不足之处。在立法方面,小额诉讼程序存在着立法定位不明确、程序利益保障不足、当事人救济途径不健全等问题。在司法实践方面,小额诉讼程序存在着适用率偏低、适用范围较为狭窄、以判决结案方式不足、案件执行难等问题。本文通过对比几个典型域外国家(地区)小额诉讼制度的立法与司法经验,分析比较异同,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提出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增强小额诉讼的简便性、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的转换和衔接、完善小额诉讼的执行四个方面的建议,以期逐步完善我国小额诉讼程序,让其施展出应有的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