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成就相伴随的是经济的大幅波动。经济波动幅度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不完善。如资源价格扭曲、预算软约束引发过度投资，过度投资导致经济过热和结构失衡，长期的过度投资还带来投资低效和产能过剩，需要进行大幅调整才能纠正。经济调整又带来资源的大量浪费，增加国家金融风险。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大幅波动与宏观调控政策的时机与力度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宏观经济政策不仅是调节经济波动的重要手段，而且它本身也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例如，在经济上升时期，如果调控政策不及时，会导致经济失控，物价涨幅、财政赤字、外汇收支等指标全面恶化，这时，只有采取强有力的紧缩手段才能稳定经济，而力度过大又往往会调节过头，使经济产生大的波动。这就是常说的“大起大落”。因此选择具有恰当时机和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稳定宏观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文共分为六章，主要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史中宏观调控这一专门内容进行比较详细的记录，并以调控的时机和力度为主线进行总结分析。 第一章是导论，首先说明选题依据；其次对宏观调控、调控时机与力度等概念做了说明，简要介绍调控目标的演化。最后说明写作方法和框架。 第二章介绍了影响宏观政策时机和力度的主要因素。影响调控时机的主要因素是各种政策时滞，包括认识时滞、决策时滞、行动时滞和效应时滞，文中分析了中国宏观调控中各种时滞的特殊表现。影响调控力度的主要因素是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此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搭配组合。文中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在不同时期的组合；分析调控政策时机与力度的协调，认为在中国渐进式调整的效果要好于激进式调整。利用ARCH族模型对中国1997-2005年的经济波动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就最近期而言，中国经济稳定性较强。 第三章是对1978-1991年期间的三次宏观调控的记录以及对政策时机和力度的分析。(1)1979-1981年是第一次经济过热与调整，1978年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37％，GDP增长11.7％，成为1978-1981年的经济波动的波峰。党中央和国务院在1979年4月的工作会议上决定对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当时对经济形势认识的不统一以及政策执行不力，1980年仍然出现121亿元的赤字，经济增长继续过热。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具体措施是主要利用行政手段，采取“急刹车”来大幅压缩基建投资规模。这次调整的力度较大，计划基建总额要从上年的近540亿要压缩到300亿。经过大力紧缩，在1981年收到成效。(2)1984-1987年由于调控政策原因出现两次过热。1984年经济又开始过热，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5.3％，是改革开放以后最高的一年。1984年11月，国务院要求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由于调控力度失当，1985年货币、信贷“双紧”政策在抑制总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被迫从1986年第2季度开始该为比较宽松的政策，1987经济重新过热，形成了1986-1987年“软着陆”未着陆的局面。(3)1988年-1991年，在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由于力度过大导致经济“硬着陆”。1988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中央采用行政性的紧缩银根、限定物价、冻结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利率等措施。由于这些措施及其他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经济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降到了1989年的4.2％，但也带来了市场萧条。经过放松政策，在1991年经济才有所转机。 第四章是对1992-1997年实现了“软着陆”宏观调控的记录和分析。1992年，中国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在一系列松动措施的作用下，经济过热开始出现。1992年经济增长14.2％。1993零售物价上涨13.2％，1994年上涨21.7％，创下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调控时机和力度：1993年6月中央开始实施宏观调控，1994年进一步明确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先后推出了财政、税收、金融、外汇投资等方面的综合改革，构筑起新型宏观管理体制的基础。为了防止紧缩中的“大起大落”，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中央银行从1996年5月开始采取“适度从紧”货币政策。1996年经济增长水平回落到10％以内，零售物价指数接近6％的调控目标。1997年零售物价下降到了0.8％，但同时经济增长保持了8.8％的高速度。这次宏观调控的特点是：在调控初期，采取了较多的行政操作方式，后期则更多运用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进行调控；虽然也是对投资和消费实行紧缩，但不是“急刹车”而是“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适度从紧”。调控时机在初期虽然有些滞后，但是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坚持适当的调控政策，使经济增长率从两位数的高峰平稳地、逐步地回落到10％以内地适度增长区间，实现“软着陆”。然后，文中利用动态优化的方法，对“软着陆”从理论上做了说明。第五章是记录和分析1998-2002年抑制通货紧缩的宏观调控。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从1997年10月，中国物价总水平开始下滑，到1998年，零售物价出现负增长，为-2.1％，中国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的状态。1998年7月中央决定实行积极政策，财政方面增发国债、调节税率、减轻税负、鼓励投资；货币政策方面在9个月内降息3次。在后来的时间里一直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货紧缩一直持续到2002年。这次宏观调控由于对通货紧缩问题的理论准备不足，并且认识上存在很大分歧，没有及时发现1997年开始的经济趋势变化，延误了扩张型政策的出台。政策力度搭配方面，自1998年以来，中国一方面实行增2发国债用于增加支出的扩张政策，另一方面税收却在持续增长，实际是增税政策，对经济具有潜在的紧缩影响。 第六章是记录和分析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这次经济过热是由局部地区和行业投资猛增导致，但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大多还在正常范围之内，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2％，因此在调控时机问题上争论很大。这次调控中，央行较早认识到经济波动的异常。2004年4月国务院出台一系列规定，决定提高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严格控制土地和信贷；2004年10月央行宣布9年来的首次加息。调控中，由于较早认识到了经济运行的不正常处并及时采取了措施，因此调控力度掌握得较好，用的是“点刹”而不是“急刹”。在保持政策连续性与稳定性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微调，既反通货膨胀又防止通货紧缩。 第七章先以图表的形式对历次宏观调控进行总结，然后分为三部分：(1)将调控时机与经济周期理论联系，分析历次调控时机的是否恰当；(2)通过分析认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调控力度应该谨慎行事，并且要确立适度增长目标；(3)分别分析了结构调整和行政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调控手段的选择做进一步的归纳总结，认为目前还应当保留行政手段，非危机情况下宏观调控应当以货币政策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