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区域间的经济不均等现象日益严重,已成为世界上区域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缩小区域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国家主体区域政策的指导思想,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理念,旨在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缩小区域间经济差异。在此背景下,原中央苏区作为连片特困地区在近年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是扶贫攻坚的重点区域。因此,深入了解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现状并对其驱动机制加以探讨能够为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区域经济整体协调有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实现振兴老区经济的目标。本研究以原中央苏区为例,分别基于单一指标和复合指标测度2000-2014年原中央苏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时空差异,通过构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原中央苏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划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级,利用城市引力模型、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线性回归等定量方法深入探讨原中央苏区县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提出适宜区域的、切实可行的振兴发展策略。主要结论如下:(1)2000-2014年,原中央苏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空间差异显著。原中央苏区人均GDP由2000年的5641元上升到2014年的36262元,整体水平依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差异离散程度较大,其中绝对差异持续扩大,相对差异波动式缩小。原中央苏区县域经济人均GDP两极分化逐渐扩大,相对增长速度不断上升。人均GDP水平和相对增长率空间分布特征高度一致,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主要表现为东西差异和市县差异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以武夷山脉为分界线,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2)2000-2014年,原中央苏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社会经济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葫芦型转变,区域经济极化差异渐趋收敛,但速度较慢,贫富差距仍然较大;空间分布特征明显,主要表现为东西差异和点轴特征显著。(3)2000-2014年,原中央苏区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空间相关性较强,LISA集聚格局显著,空间非均衡性明显。原中央苏区经济发展水平Moran’s I指数由0.5194下降到0.4294,空间自相关性较强;“高—高”、“低—低”型的县市空间集聚效应明显,“高—高”型区域主要集聚在闽西地区,“低—低”型地区主要分布在赣南、赣西和赣东地区,但高—高型县市空间分布趋同性降低,表明原中央苏区经济发展重心开始由“增长极”模式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渡。(4)2000-2014年,原中央苏区县域经济“双核六组团”空间格局显著,中心城市辐射作用较强,县域经济等级梯度明显,呈“核心-边缘”模式。2000-2014年原中央苏区县域间经济联系日趋紧密,逐步形成了赣南、闽西两个核心经济圈,闽西北、闽南、赣中、赣西、赣东、粤东北6个城市带,主要以城市圈内部地级市区为中心向周围县市递减辐射,符合距离衰减规律。(5)地形条件、资源禀赋差距、历史基础的不同使原中央苏区县域经济发展处于不平等的水平线上,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交通区位条件的不同直接影响原中央苏区各县市对外经济联系程度,决定区域面临的经济发展机会;产业结构对原中央苏区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是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驱动原中央苏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形成的经济社会因素中,影响总体为正的因素影响程度为产业结构>政策支持>消费水平>投资水平,影响为负的因素为储蓄水平,揭示原中央苏区消费、投资及储蓄水平的不均衡,当前较高的储蓄水平抑制了区域经济的发展。(6)基于原中央苏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现状,本文认为应当采取强化县域经济联盟、构建精品红色旅游圈,尤其是加大对落后地区的专项支持力度等手段,在促进振兴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缩小原中央苏区区域间经济差异,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