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文献考证和词学理论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探讨了苏轼对柳词接受的研究中不太为学术界所重视的几个问题,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对“苏轼鄙薄柳词”说的考辨。在邓昭祺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秦观“学柳七作词”一事进行了再考辨,结合秦观、苏轼二人年谱及其词作系年,认为曾慥、黄昇所载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不足凭信。另外通过对“学士”、“气格”等两个关键词的解析,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叶梦得《避暑录话》中一则苏轼以秦观“气格为病”的词话,存在某种误读:无论是“以气格为病”,还是“戏”之,都是叶氏本人,均与苏轼无涉。相比之下,严有翼《艺苑雌黄》中的记载较为可信。第二章论述苏轼对柳永两首词的品评,分两小节。第一节通过对《侯鲭录》与《能改斋漫录》的比勘,将称赞柳永《八声甘州》“不减唐人高处”之人进一步坐实为苏轼,而非晁补之,并简要分析了柳词“不减唐人高处”的审美特征;第二节主要考论苏轼“因”柳谱而赋《戚氏》,并说出“《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的赞语,王灼所言“前辈”正是苏轼。第三章论述苏轼《与鲜于子骏书》中对柳词的接受。第一节将苏轼书简中所言“近作”厘定为《减字木兰花》两首,而非邓昭祺先生所说的三首。第二节探讨苏轼“近作”的艺术特色,表现为迥异于柳永“圈子文学”的诗人高致。第三节通过对书简中“自是一家”、“呵呵”两个关键词的考论,认为苏轼这篇书简不能昭示其词学创作观念的“自觉”。第四节认为俞文豹《吹剑续录》中“幕士品陟苏柳词”未必实有其事,可看作是《与鲜于子骏书》的“戏仿”形式,表明苏轼词之“不谐音律”是一直为人们所在意的。第五节论述“柳七郎风味”及其相关理论概念。“柳七郎风味”是苏轼对柳永羁旅词审美特征的概括,这个概念与后世的“柳氏家法”、“屯田蹊径”、“屯田家法”既有区别,又存在某种联系。“柳氏家法”是南宋词论家对柳永“俗艳”特质的一种概括,有贬抑的意味;“屯田蹊径”是沈雄对柳永词的一种模糊认识,尚停留在以“故事”这种“小说家言”简单诠释的痕迹,没有理论的积淀和总结;而“屯田家法”则重在说明柳永于慢词的开创之功和后世词人的师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