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对创新的驱动作用日益突显,在给本土企业带来新机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中国在科学研究水平已取得显著进步,国际论文被引用数居全球第二,但是在基于科学的创新方面却滞后于科学研究水平。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不重视科学研究是基于科学的创新难以付诸实践的关键原因。在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创新范式转换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本土企业在基于科学的产业领域开展基于科学的创新成为必然趋势。然而,企业利用科学开展创新活动需要突破各种困难和障碍,特别是本土企业相对于国际领先企业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基于科学的创新与基于技术的创新存在显著差异,本土企业开展基于科学的创新不能照搬“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等典型的技术追赶模式,亟待探索新的路径。因此,本文将研究问题聚焦于本土企业如何开展基于科学的创新,围绕创新过程、机会、能力体系构成及其演化规律的议题,以创新系统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后发追赶视角出发,在战略匹配理论和科学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展中国情境下的针对性和探索性研究。本论文以开展基于科学的创新的本土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案例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文献研究与实际调研相结合、探索性研究与验证性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思路,对本土企业如何开展基于科学的创新进行探索和分析。研究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基于科学的创新过程研究。通过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提出“引种式创新”是本土企业开展基于科学的创新的一种主要形式。一些常常源发于发达国家的科学发现带来科学前景和创新前景,产生了新的研究对象、新的研究方法、新型科学家、新型科学工具、新型科研组织、新型研究材料等,形成了以科学研究新思维为核心的多重元素组成的复合体,即“研究种子”。企业在科学发现推动产生的相关产业尚未兴起和成熟之前,及时、快速地引入“研究种子”用于解决本土科学问题,并通过开展新兴科学研究和社会应用之间的转化活动、互促活动、融通活动开展可持续性的基于“再发现”“再发明”“再应用”的再创新和原始性创新,即为引种式创新。通过引种式创新,本土企业可以利用科学驱动创新实现赶超,并保持赶超后的领先地位。第二,基于科学的创新机会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法,探索在本土企业参与下从科学发现到创新实现,再到创新扩散过程中基于科学的创新机会的动态演进规律,发现基于科学的创新机会的形成和发展来自外部环境因素和本土企业内部努力的共同作用,其经历了科学发现的机缘产生、参与新兴科学研究的机遇形成、创新机会创造、创新机会释放、新一轮科学发现的机缘产生五个阶段。创新机会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不同形态和特征决定了企业在不同阶段相应的行动要点,其具有“节奏性”和“序贯性”的特点。本土企业要充分认识“抢占先机”对创新总体局势的决定性作用,并通过跨学科、跨应用领域的融通发展,深度挖掘“显性机会”释放的“潜在机会”。第三,基于科学的创新能力体系研究。(1)运用双案例扎根分析对本土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能力体系的构成进行探索。研究发现,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能力体系由科学能力、根植能力、跨界能力三种能力要素构成。各能力要素在能力体系中发挥出特定作用,具体表现在:科学能力发挥了科学驱动创新强烈依赖于科学研究的基础作用;根植能力发挥了企业推进科学与社会相互嵌入而实现持续创新的根植作用;跨界能力发挥了企业推动科学跨学科发展和跨应用领域发展的创新扩散作用。通过分析能力要素间相互支撑、促进和融通的作用机制,阐释了能力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多元要素组合的综合效应。“科学家队伍”是企业科学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多面手人才”是企业根植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跨界人才”是企业跨界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能力体系体现出“以人才为中心”的特点。(2)以57个本土案例为样本,采用维度间组态分析法对基于科学的创新能力体系的演进规律进行研究,探索性识别出本土企业开展基于科学的创新中不同阶段存在的七个典型能力要素组合,发现随外部环境的阶段性变化,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能力体系的演进呈现出三条路径,对应了三种引种式创新模式,包括直接引种式创新模式、互嵌型引种式创新模式、会聚型引种式创新模式。科学家自主创业而新建的企业主要开展直接引种式创新,其内在机理来自研究种子的“环境选择效应”;一体化企业主要开展互嵌型引种式创新,其内在机理来自企业对研究种子的“互惠吸引效应”;平台型企业主要开展会聚型引种式创新,其内在机理来自企业对研究种子的“平台吸引效应”。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科学发现产生后的新兴科学研究兴起阶段主要以科学功能为中心构建基于科学的创新能力体系,在技术兴起和产业兴起阶段主要以创新功能为中心构建基于科学的创新能力体系,在产业成熟和融合阶段主要以跨界功能为中心构建基于科学的创新能力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