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是传承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其存史、育人、资政功能十分突显;它是研究清初历史变化过程的重要文献资源,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域、一个城镇的历史文化。通过对地方志的挖掘,可以探视国家与地方,官员与士绅,士绅与平民的各种复杂关系,包括各个阶层以及各个层面的权力结构、经济地位、思想价值等。平定三藩之乱后,清廷中央和地方社会秩序重构成为焦点,国家层面开始权力强化和控制,地方也加快权力的重建与恢复。经此过程,地方绅士逐渐掌握地方话语权,成为地方的代言人。在清廷主观推动与地方社会客观需要合力作用下,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江西地方志纂修达到顶峰。作为带有浓厚的政治性的文本,地方志及其纂修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通过对清康雍乾时期189部地方志的整理研究,本文发现地方绅士积极参与方志的纂修,这一行为不仅代表着个人和家族的地位及荣誉,更因能在方志中插入与家族相关描述,提高家族的形象和地位。面对庞大的纂修经费,地方官员多采用劝捐乐输方式筹集资金,对象则是拥有政治、经济、文化优势的地方绅士。故而绅士在编纂方志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乃至主导作用。此外,康乾年间地方志纂修多有条例可依,各府、州、县志体例趋于规范,国家认同的趋势明显,方志内容凸显“三藩”兵燹及其对江西各地区的影响。战争导致大量的流民和难民形成,移民的迁入使土客之间产生巨大的冲突,而后在各方的努力协调下,土客双方实现了缓慢而艰难的融合,客民被正式纳入地方管理范围,成为客籍,其对地方基层政权和清廷的国家认同因而形成。据方志可知,地方话语权主要体现为官府主导和士绅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两个方面。但地方绅士时常因利益纠纷引发地方冲突,而地方长官的处理思想则是稳定为先,顾全大局,尊重历史,实现双方的平衡。随着地方绅士影响力的提高,对地方文化的重构成为共识,基于此,地方绅士在编纂方志时呈现出了浓厚的本土关怀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