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Roemer(1993,1998,2003)“环境-努力”二元分析框架下,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2015年混合截面数据,通过规范的参数法,基于教育泰尔指数,测度了我国总体教育不平等究竟多大程度上来源于“环境”带来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分析我国教育不平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近几十年间的变化程度和发展趋势。本文结合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教育性别歧视、地区发展不均衡、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存等典型特征,研究不同群体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引致的教育不平等程度及其变化趋势的异质性,利用基于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法,测算各环境因素对于我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贡献程度,找出我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利用Probit模型基于参数法与多种离散变量不平等指标测算了我国各升学阶段教育机会不平等,将全部样本按照出生年代分为几个子群,观察我国各升学阶段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找出我国目前教育机会不平等主要集中于哪个升学阶段。同时利用基于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法测算各环境因素对不同升学阶段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程度,最后利用排序Probit模型检验所得到的基本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所得到的基本结论包括:其一,我国总体教育不平等程度保持下降趋势,教育机会不平等绝对程度也逐代下降,但是教育机会不平等占总体教育不平等的相对程度则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发展趋势。以教育泰尔系数计算,用直接法计算的我国机会不平等引致的教育不平等对于1940-1949、1950-1959、1960-1969、1970-1979、1980-1989出生年代个体而言分别为:28.78%、28.55%、29.02%、38.05%和40.99%,以间接法计算的影响程度分别为:39.78%、42.44%、40.55%、46.61%和46.63%。虽然我国总体教育不平等程度在下降,但是教育不平等中来源于客观环境的不合理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占比越来越高,努力因素越来越小,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其二,在所研究的各客观环境变量中,父母教育程度、城乡和地区因素对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程度最大。全样本而言,父亲受教育程度贡献率24.24%,母亲受教育程度贡献率22.64%,我国存在严重的教育代际传递现象,教育阶层固化同社会经济地位阶层固化一样需要引起重视。城乡与地区因素贡献率分别为12.78%和11.20%,相较而言,地区和城乡这两种显性因素的贡献程度在缓慢减小,虽受制于长期存在的壁垒而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消除,但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等举措对于促进教育机会公平的作用。其三,我国女性教育不平等程度和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始终高于男性,女性个体受客观环境因素带来的不合理的机会不平等影响程度更大,男性的教育不平等中来自于“努力”合理回报的部分更多,但是这种差距随年代变化呈逐渐缩小趋势。性别差异对各升学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影响程度不同,性别因素贡献率随教育阶段的升高逐渐减小,性别差异不再是制约我国女性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主要因素,体现出我国中高等教育性别不平等正在下降,但是中低程度的教育阶段中仍然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性别差异。其四,我国教育机会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欠发达地区个人教育成就不平等中对“努力”的合理回报部分更多,而较发达地区的教育不平等反而更多的来源于“机会不平等”而非“努力不平等”。具体而言,城乡对比,农村教育不平等和教育机会不平等绝对程度高于城市,但是教育机会不平等引致的教育不平等相对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城市教育不平等中来源于客观环境的不合理回报占比更大,城市存在更为严重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东部和中西部对比,中西部教育不平等程度高于东部,但是东部地区教育不平等更大程度上来源于机会不平等。此外,我国普通教育比职业教育存在着更大程度的机会不平等。其五,我国各升学阶段教育机会不平等呈现出随年代变化的趋势。教育机会不平等逐渐由初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转变为中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义务教育的推广对初等教育的机会平等起到了正面的促进作用,但是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目前可能仅仅带来了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而未对其中来自于外生环境的不合理的机会不平等程度有所改善。教育机会的增加不等同于机会公平化,正如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hypothesis,简称MMI理论)所揭示的,教育扩张并未显著提升个体间受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高等教育获得机会的公平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阶层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基于排序Probit模型计算出的机会不平等结果显示,我国目前主要的不平等已经更多倾向于高等教育,因此中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平等问题有待更强有力的政策制度。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力图从机会不平等视角促进我国教育公平,为改善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现状,进而促进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积累、收入公平、阶层流动性、经济社会发展等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