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7年11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实施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以其专业投资管理、理性投资行为,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上主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与之伴随的,是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基民队伍的迅速发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投机氛围浓烈,市场风险变动较大。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证券投资基金表现不尽人意,与其他权益类高风险投资工具相比,并没有表现出“低风险低收益”的特性。因此,研究我国基金收益和风险是否对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认为：风险和收益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投资组合面临的风险越大,投资者要求的风险溢价就会越高,即期望收益也就越高。证券市场上也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要想获得高额回报就得承担更大的风险。然而,最近很多学者发现,在公司战略领域存在“风险-收益悖论”,即高风险低利润和低风险高利润现象。另外,美国金融学教授鲍勃·豪根通过对1963年2007年的股票市场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存在“风险-收益悖论”,那些有着最高风险的股票创造了最低的回报,而那些有着最低风险的股票则创造了最高的回报。换句话说,股票的风险和回报应该成反比才对。因此,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和风险关系如何,研究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和风险是否对等,就显得极其迫切。VaR(Value at Risk)在险价值,建立在严谨的科学基础之上,利用统计思想,为用户提供了衡量市场风险的综合性方法。其定义为：在给定的置信水平下,一定的时间内,持有一种证券或者投资组合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由于其在风险衡量方面的前瞻性,已成为世界上衡量金融市场风险的关键技术。自从1994年JP摩根首次在年报中使用VaR来披露其金融风险以后,VaR已经迅速成为全球金融风险管理新标准。许多研究结果表明,VaR能真实地反映基金风险,将在险价值运用到证券投资基金风险度量具有很大的价值。所以,本文采用VaR来衡量基金风险。本文主要检验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和VaR、ΔVaR是否存在相关性、存在什么样的相关关系以及相关性是否会随着时间、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证券投资基金收益率采用样本数据的自然对数之差,由于基金收益率不满足正态分布,所以本文在计算VaR时,分别采用参数和非参数方法来度量基金风险,以囊括收益率的尖峰后尾特征。其中非参数VaR通过历史模拟法计算,参数VaR分别采用Cornish和Fisher扩展模型和GARCH模型。通过构造基金组合水平分析和基金横截面回归,本文发现基金收益率和VaRs(参数、非参数)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关系。其后依2007年10月为分割点,把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前危机时期和后危机时期,进一步发现危机前时期收益率和VaR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但是在后危机时期,收益率和VaR呈现负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开放式基金风险和收益并不对等----高风险不一定带来高收益。采取同样的方法本文发现：从整个样本时期来看,较低的AVaR对应着较高的收益率,但是前危机时期较低的AVaR和较高AVaR都对应着较高的收益率,这意味着基金经理在牛市中大幅降低风险和增加风险都能获得较高收益；后危机时期,收益率和ΔVaR存在负相关关系,这种负相关性意味着在金融危机时期,减小证券投资基金风险可以增大基金收益。本文也发现Bali,Gokcan和Liang(2006)基于危机前样本所提出的对冲基金投资策略在市场异常波动时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