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由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以及与这种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必须在原籍所在地参加中考、高考的教育制度，加之城市高昂的教育成本和生活成本，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无法将子女一同带到城市接受教育，直接导致了“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的产生。留守儿童群体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其中关乎农村人口素质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更是重中之重。现有的关于我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教育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少数文章虽有调研数据但也只是进行简单的对比和统计描述。本文主要借鉴了国外研究中关于国际移民对劳动力输出国子女教育的影响，构建了经济计量模型，运用实证方法探索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　　 在理论上，劳动力流动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主要通过三种机制：一是外出务工带回汇款的收入效应，在家庭预算约束存在是这一效应往往是正向的；二是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会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对留守儿童学习的监督指导和时间投入会相对减少，同时可能会增加留守儿童的劳动负担，从而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进程产生负面的影响；三是外出务工可能会通过改变预期的教育相对回报来影响教育决策，这种影响的方向是不确定的。这几种机制各自怎样发挥影响，综合起来又会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产生怎样的总效应，需要用实证方法来检验。　　 本文利用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2002)的农村地区调查数据，从教育支出和受教育程度两方面考察了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教育影响的总效应。另外，还重点考察了第三种机制，即教育回报预期改变的影响。在教育支出的回归模型中，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变量后，分别考察了劳动力流动对教育总支出、必要性教育支出、自愿性教育支出的影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使用Pr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劳动力流动对留守儿童辍学概率、接受义务教育后继续读高中概率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劳动力流动变量与教育相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是造成参数估计偏差的重要原因，本文采用了1998年村外出务工比例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工具变量来控制内生性问题。历史外出务工比例反映了当地移民网络的大小，而移民网络是外出务工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因为是历史数据，其提前多期性保证了1998年的外出务工比例较少程度通过影响地区当前的社会经济状况而影响教育投资，因此是比较理想的工具变量。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结论：　　 (1)在我国农村地区，劳动力流动并没有显著增加家庭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支出。实证结果显示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5-18岁留守儿童的教育总支出、必要性教育支出、自愿性教育支出的影响均不显著。通过对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各项目的进一步剖析，本文发现外出打工增加的家庭收入更大比例被用在了交通通讯、居住支出等项目上。　　 (2)外出务工对12至18岁留守儿童的辍学概率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降低留守儿童在接受义务教育后继续上高中的概率。因为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对一般农村家庭来说，初中毕业后是否继续上高中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决策点，会受到家庭是否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影响。　　 (3)劳动力流动对留守儿童教育的总效应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劳动力流动显著降低了高中在读女生的教育支出，而这一影响对高中在读男生并不显著。外出务工提高了12至18岁男孩的入学概率，却显著降低了女孩继续上高中的概率。这种差异可能与农村家庭重男轻女的观念有关，也可能是家庭对于男孩女孩教育回报预期的不同所导致的。　　 (4)外出务工显著降低了家庭对留守儿童教育回报的预期，特别对女孩的负面影响更大。这个机制的实证结果与总效应是一致的，可能是预期的下降和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抵消了收入效应，导致对教育支出的总效应不显著。预期方面的男女差异也跟总效应的男女差异是一致的。有外出打工人员的家庭可能因为对女孩的教育回报预期较低，更倾向于让女孩主动辍学外出挣钱，导致对女孩教育的负面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