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儒术独尊”问题反映出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和黄老之学与帝王之道的关系出发,以儒术独尊的先导、准备、完善为主要线索,勾勒出在黄老帝王之道依托下,儒学成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历程。汉代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在历史轨迹上,秦代法家和汉初黄老道家构成了两个先导形式,而儒家特别是汉代儒家自身的改造与调适则成为儒学入主意识形态的准备,汉武帝倡导而董仲舒提出的“儒术独尊”运动为意识形态确立的标志,昭宣时期意识形态发挥积极作用,而从元帝开始,儒术独尊之消极意义显现,意识形态的发展步入病态。意识形态的确立与帝王之道的成熟过程同步。从秦到汉初,治国之术经历了霸道向黄老帝王之道的跃迁,儒术独尊的提出、意识形态的确立,标志着黄老帝王之道进入高级阶段,武昭宣时代“霸王道杂之”的帝王之道为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和健康发展提供最大保障。在思想轨迹上,理想意识形态的确立同样是思想家不懈努力的结果,从韩非对独尊形式和法家霸道的论证,到黄老道家《吕氏春秋》、《淮南予》等在意识形态和治国之术两方面的理论铺垫,再到陆贾、贾谊和《礼记》为儒家改造和完善所做的准备与推动,直到董仲舒对儒家意识形态论证的最终完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证过程。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论证,伴随着黄老帝王之道的理论成熟。黄老帝道之形成开始于汉初,《黄老帛书》、司马谈父子的哲学论证为黄老之治的功绩给出了理论说明；武帝时黄老帝道进入高级阶段,在初级黄老之学利弊两种结果的基础上,借鉴由韩非所论证的法家霸道之成败,因顺儒家崛起诉求,将刑德等观、并用之原则发展到儒法并用、对冲,并使意识形态问题得以解决。就此,以帝王之道的成熟过程为依托,汉代意识形态问题的演变就逻辑地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全文共分八部分： 第一章(兼导论)独尊儒术与时代命题。武帝时期提出统治思想改换的时代命题；当时经过争鸣与融合而成的思想界,能对此命题提出方案的是儒道法三家。汉武帝倡导、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成为命题答案,但明显存在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这启示必须深入探讨其内在机理。 第二章儒术独尊的两个先导。建基于道(天道)、人性的两种统治思想形态,即法家独尊和黄老独尊为意识形态的确立和帝王之道的成熟提供了先鉴。 第三章帝王之道与儒术独尊之可能。黄老帝王之道在王、霸两种资源基础上,刑德等观之初级黄老之学发展为儒法并用的高级阶段,在此阶段,意识形态和儒术独尊获得可能。在论证上,《黄老帛书》与韩非、司马谈父子给出了黄老帝道之基本框架,而黄老君臣异术、《内经》“二三之道”思想则为黄老高级阶段提供了理据。 第四章儒术独尊的准备与过渡。儒学在汉初孝道等原则的部分普及和陆贾、贾谊的努力为儒家挺进意识形态做了准备,而《礼记》所提供的宗法制度则为儒学成为意识形态填注了实质内容。 第五章董仲舒与儒家意识形态论证的完成(上)。董仲舒通过天人体系的构架实现了儒家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的贯通,以天志论证重建了信仰体系,以尊君与限君的统一构建了和谐的君、臣、民秩序。 第六章董仲舒与儒家意识形态论证的完成(下)。独尊和儒术独尊形式出于矫枉过正考虑,更是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董仲舒所以能有此自觉与其深明黄老帝道密切相关。 第七章儒术独尊与汉武帝之政。汉武帝儒法并用,儒术独尊在此框架下获得积极意义,武帝高明的黄老素养乃是最大保障,由此亦可证帝王之道与意识形态、黄老与儒家关系。 第八章儒术独尊之适度与过度。昭宣时期延续武帝儒法平衡格局,儒术独尊发挥健康作用,而元帝“纯任德教’’使儒术过度膨胀造成恶果。黄老帝道与意识形态之内在关联由此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