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智能移动端的普及,诞生了一批具有雄厚实力的O2O平台,共享经济也进入了平台经济时代。随着平台经济时代的到来,用工模式也发生重大变化,诞生了一种新型用工关系——平台用工,其在丰富就业种类,提供就业岗位等方面,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平台用工模式不同于传统用工模式,难以适应现有劳动法律体系,这导致了平台用工模式游离在劳动法律规制之外,造成了诸多现实问题,严重损害了劳动者权益,阻碍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另外,理论界在对于平台用工关系的规制路径上也存在理论分歧,这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对于平台用工关系的法律规制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与理论分歧,需要从制度以及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回应。通过发放问卷实践调研,对现有法律制度的梳理以及对2015-2020年全国范围内涉及平台用工案件的搜集与分析,可以看出平台用工模式使得从业者工作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增强,但也让传统的劳动法理论难以适应;立法层面则缺乏统一的、系统性的规制法律体系;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裁判尺度,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具体而言存在以下主要问题:（1）劳动/劳务二分法体系使得平台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缺失;（2）集体诉求的不明、诉讼管辖的约定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让从业者难以维护自身权利;（3）互联网平台、区域管理公司与从业者之间的多方法律关系让责任承担的主体不明;（4）新冠疫情带来的生活保障缺失、劳动关系状态不明以及管控能力下降。针对上述问题结合理论界对平台用工规制的三种路径:（1）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2）创设第三类劳动主体;（3）赋予单独权利义务。对比上述规制路径的优劣,分析各路径内部的联系,进而选择“先司法实践后顶层设计”的宏观路径。然后在选择路径的基础上,借鉴域外经验,从解释论与立法论两个角度提出相关对策。针对我国在平台用工关系法律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完善:（1）通过劳动关系认定弹性化推动“人格从属性”理论向“经济从属性”理论转变,劳动基准有限扩张赋予平台从业者独立的劳动基准保护,扩大工伤保险覆盖的方式来实现劳动权益保障范围的扩张;（2）通过工会与行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引入,维权渠道的扩张将平台用工纠纷纳入劳动仲裁范围,举证责任有条件地倒置来降低维权难度;（3）通过明确外包公司与平台企业责任来厘清权责;（4）通过停工生活保障制度,劳动关系中止制度,工作轨迹管理制度来构建常态化应急体系。最终构建良性的平台用工关系,推动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