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经济总体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向好”态势,工业总产值稳步增长。但有些企业仍依靠“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的生产经营模式换取营业利润,导致我国某些地区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为了推动工业企业由消耗性增长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变,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技术创新这一重要引擎。因此本文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评价,随即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对其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这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企业提高创新效率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在整理相关文献理论的基础上,考虑到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将其按照所在地域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通过构建关联两阶段EBM模型,将企业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开发和技术商业化两个相互关联的阶段,分别从区域同质性与异质性视角出发测算我国工业企业2012-2018年技术创新两个子阶段的效率值。随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并将其纳入Tobit回归模型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情况。实证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我国工业企业综合效率和技术开发阶段效率较低,技术商业化阶段效率虽未达到有效值但发展势头良好。分地区检验结果显示,综合效率从高到低排列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技术开发阶段效率由高到低排列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技术商业化阶段效率由高到低排列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Tobit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商业化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的降低可有效提高企业技术商业化效率水平;股权集中度对技术开发阶段及综合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企业年限对技术开发阶段及综合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技术商业化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规模对技术开发及技术商业化阶段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资产负债率和总资产净利率对企业创新各阶段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对创新各阶段效率均无显著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从政府和企业两个主体角度出发提出关于环境规制和创新效率二者间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