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的下一个时代主题是什么?纵观各NIEs自1950年代以来的增长特征与经验,可归结为两大共同轨迹：第一,均历经过一段二十年左右甚至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施行高度相似的技术发展模式——追赶导向型模式,即通过有导向的大规模投资、有意识维持较弱的市场竞争、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较密集的吸收外资溢出和强度较高的政府补贴,从而实现资本维度的快速积累和技术维度的快速吸收,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第二,大部分NIEs在仍然远离国际前沿时,增长进程陡然滞缓。按照Gill and Kharas(2007)的总结,大部分NIEs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按照Kehoe and Meza(2012)的总结,大部分NIEs追赶导向型战略的未来是——“停滞”。驱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技术进步。NIEs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停滞”的深层原因在于,曾支撑高速增长的追赶导向型技术进步模式随着技术差距动态递减而趋于低效,但却未能平滑转向新的技术进步模式以及相应地整套技术创新激励体系。本文力求在熊彼特主义增长框架内,讨论以扩大竞争激励创新为核心的竞争导向型技术进步模式在发展中经济体从远离前沿到接近前沿转变过程中的效应变化,进而同样以技术差距视角审视知识产权保护、吸收外资溢出、政府研发补贴等技术创新激励工具的效应变迁与政策设计,力图为发展中经济体规避“陷阱”、最终赶上世界技术前沿,提供系统的理论基础和新的政策洞察。具体而言,本文得到如下研究成果：(1)在技术维度,首次将世界各国划分为远离前沿、国际准前沿和国际前沿三类经济体。这一技术维度的划分,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进步模式及相应的各种技术进步激励政策优化与调整提供了一个量化参考。根据14个全球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典型化事实分析和基于115个经济体的跨国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本文认为将以本国劳均生产率为代理的技术水平约为美国的2／5及以上时,可认为发展中经济体从远离技术前沿进入准技术前沿阶段。(2)在国际准前沿阶段,扩大市场竞争引致的创新效应将超越技术差距引致的追赶效应,是规避潜在的技术“追赶陷阱”、加速向国际技术前沿收敛的根本技术进步动力。基于Acemoglu (2009)基准框架,吸收Aghion et al. (2005)的创新到达率思想,本文构建出一个纳入技术差距的熊彼特主义增长模型,研究揭示：对于远离前沿的经济体,以发挥技术差距追赶效应的追赶导向型技术进步模式可引致快速技术进步,而扩大竞争将导致低水平竞争困境；对国际准前沿的经济体,追赶型模式会面临潜在技术“追赶陷阱”,而扩大竞争则可激励企业转向竞争导向型技术进步模式,跨越技术“追赶陷阱”,加快向国际前沿收敛。政府可在规避“陷阱”、推动技术进步模式适时转换中发挥重要外组织功能。(3)依据技术差距,递进型知识产权保护将产生动态性质的示范效应,相比平齐型和门槛型知识产权保护是占优的,可化解长期以来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竞争存在静态的“诺德豪斯困境”。当给予越接近技术前沿的企业越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时,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处于不同技术阶梯上的企业均有激励加大研发,推进技术阶梯提升,以获取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且,当行业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均接近前沿时,扩大竞争将引致“超越竞争效应”使企业有激励加大研发推动技术进步,而下一个更高阶梯上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预期将放大“超越竞争效应”,进一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两者对激励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呈现互补性质。(4)外资企业进入非前沿经济体同时存在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溢出效应随着技术差距变小而趋弱,竞争效应则呈非线性,当技术差距缩小至临界值后,外企进入的竞争效应将在促进非前沿经济体技术进步中发挥显著作用。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外资企业进入对非前沿经济体技术差距变迁的整个过程中,其技术进步效应可能呈现的是“∽”型性态,而并非传统上理解的“U”型性态。(5)高集中度的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存在抑制效应,当以竞争兼容方式实施的政府补贴可弱化负面影响,并通过激励竞争渠道对企业创新产生正面影响,然而当市场竞争程度本身已经过于激烈时,政府补贴趋于失效。基于一个简化的熊彼特竞争模型刻画上述机制后,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计量研究发现,补贴政策存在一个以行业竞争水平和技术差距水平两大行业异质性特征的最优实施空间,应优先补贴竞争程度较小技术差距较小的准前沿行业,当补贴政策越偏离最优实施空间,施政效果可能越会背离政策制定者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