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日俱增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翻译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实际需求,完全不可译性的观点逐渐被摒弃,“翻译是可能的,但却有限度”成为众多学者所秉持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讲,可译性限度存在于几乎所有翻译实践之中。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J. C. Catford)较早系统地研究了可译性限度,并区分了语言可译性限度和文化可译性限度。本文以卡特福德关于可译性限度的翻译理论为基础,以笔者汉译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经济评论为研究案例,探讨翻译过程中,语言与文化因素所导致的可译性限度,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语言视觉形式也是造成可译性限度的因素之一,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此外,针对不同因素所导致的可译性限度,作者还探究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弥补、突破可译性限度的策略：针对语言性可译性限度,作者提出模糊处理和意译的策略；直译加注释和归化策略以应对文化性可译性限度；形式“类比”和形式转变来弥补语言视觉形式造成的可译性限度,对相关翻译研究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通过对翻译案例的研究,将翻译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尝试性地对可译性限度及相应的弥补策略进行了研究,以期对相关翻译研究和实践起到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