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分析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之“新”,在理解其思想的基础之上,探究其人文思想统摄下的文艺观。国内学者以往的做法是把注意力放在他的思想与东方思想、文学界的关联上去,更多的是努力还原白璧德思想的真正内涵,而对他的艺术观有所疏忽。鉴于此,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尝试对白璧德完整的文艺观进行解读。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重点在于区分“人文主义”与各种主义,回顾西方传统人文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含义,直至20世纪初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得以确立。“人性二元”和“更高意志”是白璧德人文主义新的内涵,他的这一人文思想贯穿于他整个“一”与“多”相融合的艺术观以及古典主义的文论观。第二章主要论述儒家诗学对白璧德文艺思想的启示,其“适度”与“制衡”的文艺观,对应着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理想人格方面,白璧德追求人生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这和孔子主张培养文质彬彬、符合“礼”的君子是一致的。最后,白璧德的文艺批评著作中有一种“内在制约”精神,照应了儒家“克己复礼”的思想。以上体现出白璧德用儒家思想来参与构建自己的人文主义文艺思想。第三章侧重阐述白璧德的文艺观极大推动了现代中国古典主义的文艺思想建设。其中“学衡派”海外留学学者接触过白璧德古典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想后,引发了他们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受到白璧德“人性二元论”的影响,他们注重研究人生,并把“善”作为艺术美的首要原则。梁实秋是受到白璧德学说影响最大的文艺家,这在他前后期文学观念由“浪漫主义”向“古典主义”的转变、他的“人性论”的文艺批评观里都可以洞见。20世纪白璧德人文主义在中美两国被不同程度地接受、吸收,昭示着白璧德人文思想具有跨国界的、有待于继续发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