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五代十国历史研究的成果逐渐丰富,研究领域趋于细化,但仍留有空白。在传统研究侧重历史沿革、典章制度、社会文化之外,探究五代十国多个政权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五代-宋的统一走向有何贡献,这样的选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学者视野。五代十国如此多的政权,彼此之间是怎样互动的?它们的关系靠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和维系?这样的方式对于政权存废起到了什么作用,又对历史大势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都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在公元907年-960年这一时间范围之内,由唐王朝分化而来、先后或同时存在的有十五个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吴越、楚、吴、南唐、前蜀、后蜀、荆南、闽、南汉、北汉,它们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王朝”甚至“藩镇”,如果要用一个合适的称呼统一对它们进行指称,最合适的概念恐怕就是“政权”。54年中,这些政权之间产生了频繁的互动式交流和交往,本文称之为“交际”(非“外交”)。交际及其过程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对每个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时代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五代战争频仍,但交际就只能是“军事斗争”的附属吗?恐怕难以妄加定谳；十国各有自己的社会治理需求,但交际是有效的“社会管制”手段吗?显然也不准确。所以,对于“交际”的研究,需要在“事件史”的基础上进行全新的定位,这一定位也与进一步拓展乃至重新发现对五代十国历史的观察视角密切相关。交际的基本目的是“求同存异”。陈寅恪先生说过,在五代十国雏形已现的唐末,中原和南方各个地区“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五代十国各个政权,.正是有这样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一一相同点是大家都是军事割据,不同点是社会文化风貌千差万别一一才有了彼此交往的基础。无论五代还是十国,交际的第一义应当是追求和维护政权的“生存”,第二义才是客观推进了历史的发展进程。所以它们所面对的形势,以及形势的不断整合(交际本身也是整合过程中的力量),也十分重要。在此之前,恰好有两个典型例子,为我们了解五代十国政权交际发生的时代背景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一个是幽州燕国的建立和灭亡,从唐景福二年(893年)五月到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正月；一个是前蜀建立之前王建成为蜀王和取得蜀地控制权的过程,从唐光启二年(885年)四月到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八月。这两个案例,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唐末五代政权在谋求立足过程中参与权力争斗的面貌,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政权存在的交际渊源、内外交际实践,和分析“交际”因素在其中产生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五代、十国政权交际的“前史”。通过这一背景梳理可以发现,五代十国政权间的交际与互动是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问题提出的。那么,接下来应该思考和辨析问题就是：政权交际对于五代-宋的历史发展趋势有何贡献和作用?所以,依照时间顺序梳理五代十国政权交际的史实,即针对“事”——交际事件的背景、进程、结果、影响等加以综合性考察和评论,就成为本文的首要任务。交际的发生,不仅包括在“五代”之间、“十国”之间,也包括“五代”与“十国”之间。五代,应当每个政权述明其交际之重心或主要矛盾,如后梁重心为与李克用之争夺,后唐后晋多用力于巩固政权,而后周则因郭威柴荣之谋划,所虑者甚远；十国,需要归类和划分其交际策略的阶段性,如比较显著的南汉、南唐；五代与十国,双方政权之间角色、地位的确立和转换,以及其关系的辐射效应、具体影响则是重点,如中原各朝与吴/南唐的关系。这样的重心、阶段和重点,都会反映到政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并投射出相应的政治、社会变化。在对这一过程的叙述中,本文尝试提出和部分解决一个问题——交际是被哪些历史因子推动的、它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就五代政权来看,彼此之间有“各务争胜”的基本诉求,但也有对南方诸国进行“经略”、“羁縻”的现实需求。而且,鉴于身处中原代表“天朝上国”的当权者心态,使他们不能像个别十国政权那样关上大门,或偏安一隅、或局促一时,而是很多时候需要主动和别人发生联系,比如新皇帝即位时的“宣谕各镇”、频繁的封册官爵等。但是,同时面对北方逐渐强大的契丹,和横亘在江淮之间的吴-南唐,使得中原政权倍感压力,在交际上也颇多拘谨,能够制定出很好的交际策略并顺利执行的主政者并不多见,从而影响了五代整体的交际局面。就十国政权来看,虽然本文倾向于将之与五代政权同等对待,但在具体分疏上,还是略有差别的。应该说,十国政权的价值取向,并非追求“独立”或“统一”那么简单(或曰宏大),而是在局面上更加复杂一些。十国史书中,如《吴越备史》、《蜀祷杌》、《南唐书》等,对于遣使贡奉中朝之事并不讳言,而且大书特书；对于其他政权的交好,也是逢事必记,这一点可以看出它们对待交际的心态比较重视。它们在交际方面的努力,姑且可以视为如何更好地处理政权的“内部稳定”和“外部稳定”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无论是前后蜀的“将蜀中之事关在门内”,还是南汉的梯航万里远事“中国”,都是稳定自我的立身策略,当然,这些策略是有发展变化的。也就是说,必须根据政权之间交际行为的共同或不同特点,进行分类和分析,并对政权彼此之间的交际活动展开具体论述。除“事”之外,交际中的“人”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就是交往中的使节,和流动频繁的人才。使节(或使者),是交际事实发生、发展的维系者和直接参与者,他们的个人风貌和活动情况所展现的群体魅力和历史作用,对于理解政权间的交际内容和实质,是不可或缺的；而人才则是能够直接增强或削弱一个政权实力的重要因子,他们在五代时期流动频繁,追寻好他们的动向,实际上就是很好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络。本文对这两个群体进行相关认识和分析,也试图展示五代十国政权交际的一个重要侧面——交际(历史)怎样影响人、人又怎样影响交际(历史)?在交际附着的文化层面上,还有一些零碎但并非不重要的角落,如交际中的礼仪文化,外部交往与内部政治的互动影响,为质、婚媾、间谍等现象,也是值得探讨的,它们构成了五代十国政权交际时而热闹时而冷清的协奏。五代十国号称“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这段历史究竟该如何把握和认识?从“向前看”的角度,笔者认为应该把它更多地放在“宋初”而不是“唐末”。自唐末兴起的藩镇(方镇)势力,影响历史不可谓不深远。但就“藩镇与中央集权”此消彼长这一角度来说,割据政权存在的整个过程也可以说是削藩而一统的过程,而五代十国都不同程度地对此作出贡献,并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又直接或间接地启迪了北宋统治者。针对这一过程,笔者也试图在叙述当中加入一种思考,即：在个别历史事件之外的综合叙事如何进行,亦即如何理出54年中隐藏的历史发展脉络。如果将交际作为观察五代十国历史的一条线索,我们会发现,通过这条线可以开拓出那个时代的两个主题——“战争”与“政权更迭”之外的第三个象限,那就是政权之间的交往与互动；由此延伸开去,更会发现这种互动是一直存在的、不断变化的,而且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因此可以说,交际在五代十国政权之间织出了一张时代变化之网。通观五代十国历史,交际的功能和作用至少但不完全包括：一,切实加强了政权间的联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二,促进了各个政权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三,在彼此往来之中,让当权者对分裂混战的局面产生厌恶心理和规避行为,并能达成共识；四,在稳固彼此统治的基础上,推动割据势力的整合；五,逐渐积累了历史统一的力量。总之,五代十国政权间的交际,在“唐宋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宋初”统一历史进程的正面意义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