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以其独特的战略性特质,影响着国际经济的活力、世界政治的稳定以及全球居住的环境。当前国际能源供需格局、能源技术和能源地缘政治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全球能源增量消费中心从发达国家向亚太地区国家转移;以美国页岩气技术为代表推动着非常规油气发展,迫使中东、非洲、南美、中亚等传统能源供给国“向东看”的趋势不断固化。中国以能源消费体量优势,取得了世界能源变革格局的主导地位。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传统能源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样就存在着石油天然气供给不足和煤炭生产能力过剩的现实矛盾。这些现实矛盾的存在,加剧中国油气进口的依赖性和煤炭清洁技术改善的复杂局面,由此引发了能源供应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挑战。在应付矛盾和挑战的各种预案中,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配置国内外两种资源、发挥国内外两个市场作用是重点方案之一。世界能源结构性革命和化石能源价格整体跌落,是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必须面对的全新环境。因此,本文依据国际投资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制度理论,对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综合性剖析与措施重构。本文首先评价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发展现状,为投资模式选择研究奠定历史基础。论文先梳理中国油气、煤炭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历史,概括央企投资主体和并购主导模式两大特征。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神华集团、兖州煤业等12家能源企业的跨国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微观指标和中国开放度作为解释变量,对中国能源企业ODI的阶段性现实进行实证研究。根据固定效应估计法的结果,能源企业总资产、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和中国开放度对跨国指数存在显著正向效应,但是反映投资绩效的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对海外投资的促进作用最小。实证结果与中国能源企业投资过于短期化和忽视经济效益问题相一致;而问题产生与模式选择不当、投资溢价成本突出和企业体制性障碍相关。这个实证分析是本文研究的主线,即中国能源企业投资模式选择的决定因素是风险控制、投资动机和制度质量。接下来探究能源企业投资模式区域分布和区域风险评价。本文对中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绿地投资、并购投资、非股权投资等模式进行理论界定;根据2002-2014年电力、油气和煤炭17家企业样本数据,统计投资模式与区域分布,并分析六大区域中国家采矿业投资存量、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特征。对能源企业投资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并建立了 3个大项6个二级指标和21个三级指标的风险评价体系,对41个样本国家和所属的六大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进行因子分析。实证的结论是,样本所涉及的发达经济体国家的投资风险评级结果普遍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排名靠后的国家,集中在中东、非洲、南美洲和东南亚国家。从地区投资风险总体评价结果来看,投资风险从小到大的地区依次为北美洲、亚太地区、欧洲及欧亚大陆、中南美洲、中东国家、非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新加坡外总体风险处于负值区域。然后进一步研究投资动机、制度质量与能源企业投资模式选择的关系。本文建立多元选择Logit模型,以2002-2014年17家能源企业面向41个国家的110起投资项目为样本,研究制度质量(包括政治民主度、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腐败控制、法治规则等六类制度维度质量)和投资动机(市场寻求型、技术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对中国能源企业ODI模式选择的影响。本文分别讨论了投资动机与总体制度质量对投资模式选择影响;投资动机与各制度维度质量对投资模式的影响;投资动机和总体制度质量对投资模式的交互影响以及面向不同地区投资动机和制度质量对投资模式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寻求型动机和技术寻求型动机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显著;资源寻求型动机和总体制度质量对投资模式的作用并不显著。能源企业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模式选择会展现出差异化的投资动机,总体制度质量未表现出异质性偏好。本文基于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实践案例,讨论了混合型投资模式、非洲模式、委内瑞拉模式、哈萨克斯坦模式和煤炭投资模式等。这些模式与不同区域制度、区域风险管理相匹配。重点对兖州煤业澳大利亚并购案例进行分析,归纳谨慎选择投资区域、合理选用并购模式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风险。最后,根据事实分析与实证结果,本文建议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应从投资区域、投资模式与风险管控综合思考入手,分区域整合投资措施。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引,与资源国、国际能源公司等多方合作,以非股权投资模式为主导,逐步形成以中国资本和市场为支撑,能源、先进技术获取与能源的技术服务、工程建设和装备制造输出相结合的互惠链式投资模式。本文的可能创新点在于:第一,聚集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模式,以油气、煤炭和电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样本,突破原来单一行业碎片式研究范式;运用国际投资理论、风险管理理论与制度理论整体思考,将投资模式选择和区域风险控制、投资动机、制度质量等因素联系起来形成多视角的研究框架,为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模式选择提供了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拓展了能源投资研究的新边界。第二,运用统计、计量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在事实描述和统计分析、计量实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模式与影响因素综合实证框架;建构了风险控制、投资动机和制度质量的多维相互支持的评估体系。案例分析从总体实践到个体案例,再次证明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模式与风险控制、投资动机和制度质量的关系。第三,基于多视角研究结论提出三个综合性观点:一是能源企业海外投资属于国家战略主导型投资,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是有效和有竞争力的,应当继续推进。二是建立系统化风险控制体系,以区域风险评价为依据,按投资动机、制度质量来选择投资模式,分区域整合投资策略,完善能源投资风险防范的支持性制度体系。三是逐步构建互惠链式投资模式,着重从”一带一路”建设布局出发,以中国资本和市场为支撑,实现能源和先进技术的获取与能源的技术服务、工程建设和装备制造输出相结合,致力于以市场与技术双重优势来巩固世界能源变革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