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经济发展观念已经得到改变,一味的追求经济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已经被抛弃,人们越发的意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才是最大的财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在十七届四中全会结束以后,建设生态文明就被党和国家纳入了战略发展任务之中。并且从立法层面着手展开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正式载入宪法之中,与之相关的《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也在制度上保障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施行。制度的完善从来都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我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也不外如是。从现有的案件审理结果来看,该制度在立法方面仍有待完善之处,《民事诉讼法》确定了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但是其中却没有公民,而对于其中规定了的起诉主体——社会组织、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实践需求也不相符。社会组织起诉资格限制过于严格,而行政机关的起诉程序缺少详细规定,检察机关则面临着诉讼职能不清的尴尬局面。环境案件的审理与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类似,需要设立专门法院由专门环境法官进行审理。环境诉讼与传统诉讼相比具有不受地域限制的特殊性,因此传统的法院设置并不能满足环境案件审判需求,新设立的环境法庭也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缺乏审级设置、审判人员专业性不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执行更需要考虑执行监督和可持续执行问题,平衡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损害救济。西方国家环境问题的爆发早于我国,因此西方国家的环境案件审理经验也比较丰富。对域外经验进行学习,对于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颇有意义。美国公民环境诉讼制度与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能够互补;而德国的团体诉讼与我国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诸多相似之处;印度与我国同是亚洲国家,并且都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印度的《国家绿色法庭法》在裁判机构专门化和审判人员专业化方面有许多可取之处。很显然,对于境外制度我们不能够大包大揽的直接套用,但是对其中的亮点可以进行借鉴融合,提出对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完善行之有效的建议:第一,在立法上完善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规定;第二,建立与环境案件审理需求相符的跨区域审判机构,并且审判人员也需同步实行专业化;第三,环境案件的执行阶段引入其他主体的监督,采取包括赔偿金和罚款在内的多种损害救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