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丽关系是中朝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金朝遣高丽使臣群体的研究又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研究金丽关系的变化、金朝的民族政策和使臣选派政策等重要内容。本文共分四章,对金朝遣高丽使臣群体的特点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第一章,金朝与高丽关系的分期。本文认为,金丽关系的亲疏是由二者实力对比变化造成的。本文将金朝与高丽的关系划分为三个时期,即确立期、稳定期和衰落期。其中收国二年至天会七年(1116-1129)为金丽关系的确立期,这一时期的阶段性特点表现为,金朝与高丽关系比之女真与高丽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至高丽向金朝纳誓表,以盟誓的方式确立二者之间的宗藩关系,双方才结束了在外交上的明争暗斗,进入金丽关系的主流时期--稳定期,即天会七年至大安三年(1129-1211)。这一时期,金丽关系得到和平、稳定的发展,双方按照一定之规进行遣使,在有突发情况发生时,又会派遣泛使与对方进行沟通,加深了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政治上的互动。第三时期为大安三年至天兴三年(1211-1234),这一时期蒙古族开始崛起,危及金朝的统治,金政权岌岌可危,高丽虽然继续奉金朝为宗主国,但是因为惧怕实力迅速壮大的蒙古,已经开始在外交政策上作出调整,加之“贞祐南渡”使道路受阻,双方使臣派遣亦受到影响,金丽关系全面衰落。第二章,金朝遣高丽使臣的分类。本文根据使臣担负的不同使命及使臣的派遣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将金朝派往高丽的使臣分为常使和泛使两大类。常使包括:赐生日使,横赐(横宣)使、册封使、告哀使、敕祭使、慰问使、起复使、落起复使。泛使包括:报谕使、宣问使、抚谕使。金朝通过这些使臣的派遣或停止派遣,向高丽表明一定的态度,在友好时期,使臣的派遣是双方关系稳定的标志。通过使臣的派遣,也加深了金朝对高丽国内情况的进一步了解,促进了两国的交流。第三章,金朝遣高丽使臣的出身。在这一章,本文主要从金朝遣高丽使臣的民族、家世、官职及品级(及借衔出使)进行论述,认为在金朝派遣到高丽的使臣中,女真人占总人数的35%,契丹人占15%,汉人和渤海人共占50%,从中可以管窥出金朝的民族政策,即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于重用女真人,但是,也高度重视其他民族的优秀人才。关于使臣的家世,笔者根据现存史料认为,使臣多出自名门望族,甚至有宗室充当使臣,也存在父子相承形成“外交世家”的情况。另外,金朝在海陵王之前,更倾向于任用地方官出使高丽(包括实职与虚衔),太祖至熙宗统治时期,在可考察官职的36人中,有20人是地方官员,占55%,16人为中央官员,占45%。海陵王即位之后,出使高丽的中央官员超过地方官员,在可考察官职的83人中,只有一人是地方官,其余82人均为中央官员。金朝对高丽使臣的派遣,存在“借衔出使”的情况,一般借“太府监”、“少府监”或“某部侍郎”的头衔。出使高丽的使臣大多为正四品或从四品,但是也存在正五品、从五品,甚至是正六品、从六品的情况。第四章,金朝遣高丽使臣的个人素质。本文认为金朝派遣出使高丽的使臣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较强的外交才能。使臣的文化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金朝与高丽的文化交流,同时也体现出高丽在金朝观念里是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藩属国,所以才会派遣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使臣出使高丽。使臣的卓越的外交才能,为金丽之间妥善处理矛盾纠纷、稳固双方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金朝立国期间,与高丽关系和平稳定也是与使臣的外交才能分不开的。在结语部分,本文从金朝对高丽使臣的派遣,对金朝的用人政策和心态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