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有赖于制度的创新”，这一结论大致已为人们所接受。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制度创新本身呢?诺思和其他制度学派的学者似乎并未对此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本文得出的核心结论是：美洲贵金属的持续供给是一把关键的钥匙，欧洲国家凭此开启了制度创新的大门。笔者希望通过这一补充把诺思教授等人所讲的“西方世界兴起”的故事叙述完整。全文的逻辑思路概括如下： 文章以美洲贵金属与欧洲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重新阐述西方世界的兴起。通过“外生货币→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基本分析模式，我们试图说明由于货币增长在当时引起了欧洲的制度变迁，故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长期中是非中性的。首先，笔者用相关资料和数据证明，前工业革命时期欧洲与其参照物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双方在总体上势均力敌；这种均势主要体现在人口增长规模、人均GDP水平、市场运作状况、技术条件及所处之制度环境等方面。随后，由于偶然的地理大发现，大量的美洲贵金属开始涌入欧洲。这一外力推倒了制度变迁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并在欧洲引起了连锁反应：“价格革命”导致了财富的重新分配，并引起了阶级结构的变化；其中商人阶层凭借财力“脱颖而出”。由于王权政府在财政上依赖于商人阶层，故后者的地位开始攀升。商人阶层向国家政权内部不断渗透，使国家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其间，二者的利益日趋一致。他们的共同利益集中体现在“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中；该政策的实质是“对外掠夺产生财富，财富产生强权，强权保护掠夺成果”。重商主义外贸政策的推行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后果：财富日益集中到大商人手中，以及代表商人阶层利益的政府日趋强大。美洲金银推动了欧洲的贸易，而贸易的发展对信贷产生了大量需求；一部分大商人手中积累的财富开始转化为银行资本；而雄厚的资本本身又保证了银行的信誉。集中的资本、良好的私人信誉及政府的保护三者合力造就了一个有效的融资市场，以及一整套成熟的信用货币创造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成熟的货币制度保证了利率在长期中的下降趋势，并使借贷变得更为方便。在低利率的刺激下，不但投资总额激增，而且投资结构亦发生变化；那些需要大量固定资本投入和规模运作的产业兴起。主导部门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相应的技术需求最终促就了标志着欧洲“起飞”的现代工业革命。在制度变迁的渐进过程中，新增货币向新兴阶层集中的结果导致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选择；而这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反过来又增强了新兴阶层的经济实力和他们影响制度的能力。非中性货币和非中性制度的这种相互作用导致制度的不断积累。当这种“积累效应”形成一定气候时，便可能促发像“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政治变革；并通过此等“基因突变”的方式使制度的优势进一步扩大。 本文的结论是：美洲贵金属的输入导致财富在各阶层的重新分配，从而推动了欧洲的制度变迁；其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通过正反馈机制得到了自我强化。与之相反，在中国由于缺少外力的冲击，没有出现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二者之间的经济差距也由此被逐渐拉大。包括诺思在内的西方主流往往将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内生原因；而本文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将货币外因引入，说明在一般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偶然性外力冲击往往成为制度选择的关键。在重要的历史时段，外生变量一旦构成了敏感的初始条件，制度均衡将被打破，历史规律的因果链条很可能就此改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