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在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催生下,不约而同地把留学教育作为一种御侮自强的应变措施,即通过向欧美派遣留学生来摄取西方文明,寻求富国强兵。然而相同的举措,在其发展历程及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却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在被迫开禁30年之后,于1872年派出第一批幼童留美,实施幼童留学计划,却半途夭折:随后,李鸿章派陆军生留学德国,接着由福州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时断时续地选派了三批学生留学欧洲。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留学教育呈现举步维艰的特点。日本近代官派留学教育比中国早了近十年。从幕末开始就顺应社会形势的发展,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并颁布“解禁令”允许人们到海外自由留学,表现出浓厚的留学热情;明治政府成立后更加重视留学教育的发展,把留学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不断改进和完善留学立法,加强对留学教育的管理,使留学教育逐步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从而保证了留学教育的蓬勃发展。甲午战前中日官派留学教育存在诸多差异。从发展状况上来看:这一时期日本留学生人数比中国多:日本五倍于中国:日本留学国度范围要比中国广:中国仅限于美、英、法、德四国,日本则遍布欧美各国;日本留学科目比中国丰富;日本留学热情比中国高,留学人员构成上:中国多为平民子弟,日本官宦子弟较多。从留学经费和管理上来看:日本留学经费比中国充裕;与中国留学管理缺少统筹规划相比,日本更加注重留学立法建设,形成了系统的留学教育制度。从留学成效上来看:中国留学生存在学非所用的问题,出仕也比较困难,而日本留学生走上政坛左右政局的人很多,成为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主力军。造成中日官派留学教育存在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两国对待西学的态度不同:中国拥有高度发达的传统文明,使其养成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对西学总体上持排斥态度:日本则处于“边缘文明”地位,强烈的危机意识铸就了这个民族主动摄取外来文化的性格。两国所坚持的指导思想有所不同:中国坚持“中体西用”,日本则奉行“和魂洋才”,这体现了两国的“自我意识”和对异质文化的态度。晚清统治者与日本领导阶层在个人素质及其所掌握的权力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领导晚清中国近代化者是封建统治的忠实守护者,且掌握的权力十分有限;而日本领导阶层则是积极维新的仁人志士,拥有完全的国家权力。这些因素同时也影响了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