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在美国多元制衡的政治体制下,总统行使的权力会受到众多的制约,其中国会就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9?11事件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亚太安全战略都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国会一度也因9?11事件的突发性而改变了对华安全政策的态度,然而,随着反恐合作的深入以及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国会对华安全政策的态度又重新回到了理智的步调上来。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首先,主要总结了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会影响对华安全政策的总体规律。然后,细分了国会的组织程式,以最终法律文本的成型为节点,从成型的前后两个阶段分析国会影响对华安全政策的主要手段。具体内容主要分三章,第一章重点分析了三个历史时期国会影响对华安全政策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国会影响对华安全政策的总体规律。第二章是全文的重心部分,首先分析了立法权作为国会影响对华安全政策的主要方式的重要性,然后,以国会影响对华安全政策的主要手段为主线,从法律文本最终成型的前与后两个阶段来具体考察各种手段的影响。最后一章是在前两章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会参与对华安全政策的相关制约因素的考量,主要从实践的角度来总结我们的对美国会外交工作的相关思路。发展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是白宫与国会的共识,因此,9?11事件后,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的对美国会外交工作,应转变思维、与时俱进,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