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基层社会变迁带来了诸多治理困境,如何帮助基层社会应对这些接踵而来的困境,更好的面对市场化经济带来的冲击,是现阶段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连续跟踪浙江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笔者发现基层社会通过组建农民社会组织,产生农民再组织化的现象,有效应对了村落治理难题。因此,笔者结合观测点村落的具体实践案例,全面审视农民再组织化的生发机制。结合已有研究,本文试图从“社区社会资本——基层治理单元”的两大分析维度,建构“治理困境——社会基础——组织化驱动”的分析框架,以阐释基层社会治理中农民再组织化的生发机制。选取桐庐县各农村商会的实践,作为农村社会组织促成农村再组织化的典型代表,发现基层社会在应对“分化的农民个体”、“碎片的社会形态”、“消散的农村集体”三个基层社会现状所带来的治理困境时,能通过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提高农民再组织化的程度来加以应对,即农民再组织化的正反馈机制。文本进一步分析农村商会的发展实践,发现农民再组织化的程度虽有不同,但其发展路径有相似之处。从“社区社会资本”和“基层治理单元”两个观测维度入手,再思考桐庐农村商会的案例,会发现基层社会治理中农民再组织化的保障机制和促发机制。具体来说,基层对精英团体、组织网络、乡愁乡情等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使农民再组织化得以有效促发。不同的村庄,因社区社会资本的不同,会造成同样发展农村商会的村落其内部农民组织化的程度有高有低的现象。虽组织化程度不同,但是农村商会的规范化运作保证了农民再组织化的得以发生,具体为组织化平台的支撑、外部政策层面的保障以及内部情感层面的助推。最后,基于对农民再组织化的生发机制的探讨,本文认为,为更好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农民再组织化,应该因地制宜,为治理单元内的精英团体和农村社会组织建立更为细化的政策,建构“再组织化”的保障制度;灵活运用科技手段和教育手段,进一步探索“再组织化”的推动力量;注重发现治理单元内的项目资源、文化资源等,挖掘“再组织化”的触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