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管的发展历程，实质是监管者顺应市场发展需要、通过制度更新、不断提高市场稳健度和有效性的过程。在市场发展的低级阶段，监管者可以通过控制银行参与风险的程度，如对银行经营范围、产品服务定价、分支机构数量和场所实行限制，保证银行体系稳健。当这些措施开始影响市场效率，市场参与者成功通过产品服务创新“绕过”这些限制时，监管者必须紧跟市场变化，推出更为有效的监管制度，确保市场效率和稳定。　　八十年代以来，资本监管逐步确立了在审慎银行监管中的核心地位，资本充足率成为衡量单个银行乃至银行体系稳健性的最重要指标之一。资本监管制度变迁的动因及影响分析是现代银行监管理论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关于资本监管的研究，是在资本作用及决定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对资本监管制度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制度变迁动力、制度设计、达成成本和有效实施的初始条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管制放松、跨业经营、全球化带来了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创新更快地提升了市场的效率，商业银行内部风险计量及管理水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制度需求方角度出发，银行认为1988年资本协议的监管资本框架不仅已经完全与银行风险管理、内部资本配置行走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而且由于其缺乏风险敏感性而限制了银行的总体产出，不仅不利于市场发展与创新，更不利于继续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从制度供给方角度出发，监管当局发现1988年资本协议简单以分档风险权重计量信用风险的作法，越来越难以反映业务复杂的大型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发达国家监管当局基于市场内部风险计量模型的应用实践，开始尝试运用更具风险敏感性的风险权重计算公式对银行的信用风险进行估算，并对存在的一些问题研究解决方案。同时，通过运用迅速纠正措施和提高单家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工具，提高银行对自身资本充足情况的估算和预测，确保银行持有适量的超额资本。来自于监管当局、特别是市场的推动力量催生了新资本协议政策框架的研究。　　新的制度能否顺利出台，还取决于制度需求和供给方能否在适当的成本水平和均衡点缔结合约。新资本协议的修订主体巴塞尔委员会耗时6年、几经修改和定量测算，终于在2004年6月公布了新资本协议框架文件。期间，广大非成员国监管当局、全球银行业、国际组织广泛参与修订工作。业界的意见反映了银行的实际做法，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体现了自身市场特性，这些意见大多被巴塞尔委员会采纳。参与范围广和征求意见周期长使得新资本协议的缔结成本大大提高——几经易稿、一再推迟公布，并充满了对各方利益的妥协，但这些成本换来的却是新资本协议在全球的实施，而且不同初始市场条件下、不同管理水平的银行都能够选择成本效益适中的方法。　　技术基础是新资本协议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银行信用风险计量技术在1988年以后得以迅速发展和完善，基于这些技术的内部评级体系开始对单笔交易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对资产组合信用风险进行管理压力测试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对信用资产组合的风险预警，银行交易对手风险的实时管理能力增强。大银行经济资本模型不仅能够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进行资本分配，也能够对基于损失历史数据的模拟结果配置操作风险的资本。　　从微观层面看，虽然新资本协议特别是高级方法的实施投入了巨大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但监管当局和大型商业银行都认为短期的成本支出与长期收益相比还是值得的。本文提供了一个基础的理论框架，分析更具风险敏感性的资本制度对银行财务决策的影响，并基于案例分析发现，新资本协议实施有效整合了银行内部管理的数据基础、IT系统、计量方法，完善了集团层面风险管理框架。银行通过实施准备已为全面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提供良好基础。　　从宏观层面看，亲经济周期效应是监管资本要求风险敏感度提高的必然结果，只能部分地缓解而无法消除。在新资本协议实施过程中，适当的政策设计可以缓解内部评级法的亲经济周期效应:第一支柱下的风险参数估计值的平滑机制、降低风险权重函数曲线斜率;第二支柱下的全面压力测试、持有超额资本以及风险权重函数输出结果的平滑机制;建立动态准备金制度、调整抵押率以及采取其它审慎监管措施。　　最后，本文分析了不同国家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政策选择，市场条件的差距决定了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深度。成熟市场国家，银行业总体数据基础较好，模型在风险管理应用水平较高，资本相对充足;监管当局具备相对完善的监管体制，部分国家已储备了一批能够对高级风险计量工具进行检查的专业人员;加之市场第三方机构发展成熟并相对规范，选择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时间表实施新资本协议、且大中型银行均实施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高级法，有助于提高银行竞争力。新兴市场国家中较为发达的小经济体，虽然并不完全具备成熟市场国家银行的制度变迁初始条件，但差距不至于逆转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效果，为继续保持国际化市场定位，监管当局和银行都希望与成熟市场国家的实施方法与路径保持一致，以确保市场竞争地位。新兴市场中规模较大的经济体，由于银行国际化程度和规模差异更大，短时期内无法迅速达到有效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必要前提条件，都选择了推迟实施新资本协议。这是符合实际的选择。　　我国基于银行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差异较大、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普遍不高、简单方法难以有效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分析，采取的分类实施、分层推进、分步达标方法，能够在推动各项基础准备的同时，推动大型银行结合股份制改造目标，借鉴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实践尽早实施、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为确保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取得实质效果，我国监管当局应继续加强与业界的交流，我国商业银行应在近期继续强化数据基础，加快内部评级体系和风险计量模型的开发，积极推进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和流程重组，将新资本协议实施与提高银行整体IT建设有效结合。与此同时，防止“模型万能”和“模型无用”论，注重对系统的验证，并稳妥地通过应用推动实施工作。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虽然新资本协议制度变迁总体上将推动全球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升资本监管制度的有效性，但在全球实施过程中，各国监管当局应当充分考虑自身市场的初始条件，注重制度变迁对银行体系和本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在新资本协议“本土化”过程中，通过设计适当的实施方法、时间表、适用范围，并通过与现有监管技术的结合，保证三大支柱的平衡实施，确保制度变迁能够取得实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