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出台,一种全新的有名合同,即保理合同也被规定了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很多企业所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据相关规定,保理合同的标的包括现在已经存在的应收账款债权以及未来即将存在的应收账款债权,而未来应收账款债权是指现在尚且不存在,但在将来可能发生的债权,但是可以叙做保理业务的未来应收账款债权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未来应收账款债权首先必须是合乎法律、具有一定效用且不能是虚构的,其次该债权还应当能够被确定并且具有合理的可期待性。不具备基础法律关系的未来应收账款债权,即纯粹的未来应收账款债权显然是不能成为保理合同的标的的。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保理业务在国内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近十几年来,我国未来应收账款债权让与的相关案件持续攀升,行业中也出现一些不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所涵盖的新问题亟待解决。首先,在未来应收账款债权作为标的,进行让与的整个过程中,债权转移时点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而转移时点决定着保理商何时能够获得未来应收账款债权,并影响未来应收账款债权的债务人对于抗辩权和抵销权的行使,并可能会影响到破产程序中破产财产的认定,这将会对于债务人的利益带来极高的风险,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应该予以明确;其次,未来应收账款债权多重让与中是否应当要求适用善意第三人规则在学界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没有达成定论,并且如果一味要求第二受让人以及之后的受让人主观上善意,势必会给司法机关在认定时增加困难,进而造成一定的司法困境;再次,目前就我国现在的相关法律来说,未来应收账款债权让与的公示手段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公示手段的确立对于债权转让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应当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综合考量确定未来应收账款债权让与的公式手段;最后,未来应收账款债权保理业务还存在风险把控不足的问题。笔者通过对上述四个问题的进行分析,并了解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合我国的国情,提出相应的立法思考,首先,对于未来应收账款债权的转移时点应当确定在债权实际发生之时,同时也应当允许当事人双方对此做出约定;其次,通过研究笔者认为在多重让与中不应当要求适用善意第三人规则,这有利于我国未来应收账款的快速流通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再次,通过讨论登记与通知两种公示手段的区别,并结合当前国情来看,通知作为未来应收账款债权让与中公示手段更为合理。最后,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司法解释做出统一立法并结合改善保理行业自身行业环境的方式以降低未来之债权让与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