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愈演愈烈,危害严重,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醉驾入刑十多年来,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数量庞大的醉驾人员入罪,危险驾驶罪成为刑事追诉的“第一犯罪”。面对《刑法》133条之一对于醉驾行为罪状描述的过于简单的现状,人大代表周光权曾呼吁修法提高入罪门槛,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则在2021、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连续提交“建议取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议案。在人们对于醉驾行为出罪与否莫衷一是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发布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表明了对于醉驾行为可以利用但书进行出罪的立场。然而,围绕醉驾案件入罪与出罪,特别是司法适用环节的入罪与出罪的问题,当前理论争议较大,实务界的做法也存在差异。从社会治理、刑事政策多层面综合考量,对醉驾行为进行司法出罪化研究,探讨合理的司法出罪路径以适当限制对醉驾行为刑法打击范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实际情况是,无论是法院的裁判文书、检察院的检察文书,还是检察官以及法官对于醉驾出罪现状的分析和当前相关法律文件中对于醉驾出罪的规定,都能够看出,当前醉驾行为出罪之难的症结在于:醉驾案件审理“唯酒精论”;不当地认定道路以及机动车的范围;忽视主观罪过的认定;但书规定适用困难;正当化事由适用稀少;不起诉决定书比例低。当然,此罪入罪门槛低、司法出罪难,与风险社会下刑法干预的前置化以及对规范解读和适用中存在不足,其联系是分不开的。研究我国醉驾行为司法出罪,就要思考具体的出罪事由。作为出罪判断的关键,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不断准确细化醉驾出罪事由,增加出罪事由适用的频率,将一些轻微的醉驾行为排除于刑法规制范围,实现实质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