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同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古老议题。从约翰·洛克(1632-1704年)的名言——货币是“在其流通过程中推动着许多贸易的齿轮”，到现代货币数量说的“货币中性观”以及新古典货币增长理论有关货币同经济增长莫衷一是的结论，该领域的研究文献已经浩如烟海。在经济学的传统理论体系中，货币政策问题属于宏观经济理论，涉及的是短期内总供求关系的调节：而经济增长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长期问题”。目前将货币这一短期问题协调到长期增长框架的主要思路主要有三：一是凯恩斯和新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主要研究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二是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理论，借助资本积累将货币政策、金融体制与长期经济增长协调起来；三是新古典货币增长理论的扩展形式，但该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跨国差异方面存在重大局限。本文借助内生增长理论这一新的分析框架，试图将这一古老的议题研究出一些理论新意来。在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假设下，传统的经济学模型，如Solow模型、Ramsey模型和Sidrauski模型等，它们给出的结论都是存在惟一的均衡点，也就是无论经济的初始条件如何，只要这些国家具有相同的禀赋特征和文化特征，他们最终会收敛到相同的经济均衡点。因此，这些模型显然不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国别差异。1988年，卢卡斯(Lucas)在内生增长模型中通过引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来分析产生增长差异的成因，这些成因包括：各国消费者的偏好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外生决定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以及那些持久的、较大的特定外生冲击。虽然卢卡斯强调的是外在的不定性对增长产生影响，但他的思想启示了后续研究者对经济系统本身的不定性的研究。目前人们得出的经济系统的不定性主要体现在：(1)存在多重平衡增长路径。这样就可能解释虽然不同国家具有相同的技术和偏好，但由于初始条件不同，他们会收敛到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如本哈比(Benhabib，1994)将闲暇引入卢卡斯的具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模型之后，消费者通过闲暇、物质产品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时间分配，得到了经济增长的不定性；(2)在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上，存在多条从非均衡状态收敛到均衡状态的路径，这就出现了增长路径的不定性。如Xie(1994)在卢卡斯模型中显示了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出现多条收敛路径的情形。这些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丰富的经济现象，经济系统的这种内生不定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赶超成为可能。经济增长的不定性导致了增长差异。我们在卢卡斯(Lucas，1988)、本哈比和法默(Benhabib and Farmer，1994)、Fukuda(1996)以及Itaya和Mino(2003)等的研究基础上发展了一个货币增长模型，并结合东亚的实际数据对模型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检验。在本文中，货币与增长的逻辑关系贯穿始终。通过文献提炼、理论拓展和实证研究，我们获得了以下主要结论：(一)在卢卡斯型经济中，人们对生产、学习和闲暇时间的非线性分配导致经济增长可能出现多重平衡路径，从而使经济系统内生出了增长的差异性。在建模时，我们将卢卡斯模型的内生增长机制——“干中学”和专门的人力资本投资整合进了一个统一的模型，通过区分生产性劳动和学习性劳动，我们发展了一个“广义劳动供给”或“广义就业水平”的概念，并且得出，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人力资本积累，当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时，经济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二)当把货币以交易成本函数的形式引入内生增长模型时，经济的交易技术特征(如金融系统的结构和效率)及其经济所处的平衡增长路径对货币效应的决定甚为关键。在模型中，只有当市场完全无磨擦，商品购买无现金交易成本或交易成本恒定不变时，货币超中性才会成立。在更一般的情况下，货币增长率的变动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但货币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因交易技术和增长路径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和不定性。因而我们从理论上得出，没有适合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普适性的货币政策规则。如果具有较强流动性的发达经济体一般拥有较先进的交易技术，如果广义就业水平高、生活富足的经济中的人们更偏听偏好于享受闲暇，那么，货币的增长效应在发达国家要比在发展中国家小。(三)在本模型中，通货膨胀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主要是通过行为人的时间分配实现的。通货膨胀主要影响行为人的人力资本建设而非直接投入生产的劳动水平。因此，就长期而言，货币政策不仅对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也对技术进步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一结论部分吻合了新凯恩主义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内是垂直的。但是，如果人体的人力资本建设具有逆经济周期的性质，则传统意义上的菲利普斯曲线仍将继续成立。(四)我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东亚地区，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正相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性。从整体上看，通货膨胀影响增长的效力和显著性不如货币变量强健。当我们在经扩展的新古典增长回归模型中重新检验货币对增长的效应时，货币不再是影响增长的关键性变量。而且，从对单个经济体的逐一估计结果来看，货币对增长的作用方向和影响力度也明显表现出国别差异。导致差异的原因可由本文的理论模型来解释，即差异可能是由不同经济体的交易技术差异和其处于的不同增长路径造成的。(五)二战后，东亚通过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足以激励高储蓄率、长期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的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支持了货币政策的“有限效应”结论和“阶段效应”结论，即货币或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某一“阈值”，而且，货币扩张的积极效应会随着经济从欠发达阶段过渡到发达阶段而衰减。因此，从长期来看，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应该与一国的禀赋优势和交易技术的历史演变相协调，并且还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过程中货币的内生化。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只要通货膨胀率能控制在温和的范围内，维持相对较高的货币增长率并不一定对经济增长有害。基于本文的理论模型，我们选择若干视角对东亚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货币效应差异进行了解释，考察了战后东亚要素禀赋优势的转换(类似于产业发展的“雁行模式”)、东亚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的共性与特性以及货币的内生化过程如何影响了货币供应量变化的政策效果。通常，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渐进的，货币当局难以在短期内准确把握。而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推进，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和可控性逐渐降低，货币乘数变得日益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主动性和有效性，如何将货币政策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协调起来，将成为新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