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即“不要建在我家后院”,是一个形容新发展计划受到特定地区或邻近地区居民反对的词语。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长期积累的环境风险不断凸显,以环境保护为主要诉求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以因反对带有潜在风险的公共(工业)设施选址与建设而导致的邻避冲突尤为引人注目。事实上,当“邻避”一词在中国鲜见报端之时,国际上对其已经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解读。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O’Hare便首次提出了“邻避”概念,用来概述那些虽然能够增进社会整体福利,但却对附近民众产生负面影响的设施设备。在亚洲,“邻避”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并迅速席卷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消费文化的无孔不入和城市体量的节节攀升,“邻避”已然融入社会转型的浪潮之中。像西方发达国家以往的社会转型经历一样,我国转型社会同样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悖论现象,即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大发展催生了巨大的公共设施需求市场,人人皆知公共设施对增进公共善的积极意义,却鲜有人愿意接受一些带有负外部性的设施安置在自家门口,这些带有负外部性的设施包括垃圾焚烧厂、高压输电线路、殡仪馆、无线通讯基站等。以殡仪馆为例,人们普遍认同政府设置殡仪馆能给社会带来整体福利,殡仪馆的存在是合理的,但大多数人绝不会同意政府把殡仪馆建设在自己家附近。于是我们看到,随着中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因“邻避”产生的群体性抗争现象已然呈现出不断升级的趋势。仅在2012年,中国内地就先后发生了几起较为典型的邻避事件：如四川什邡反对钼铜项目的群体性事件,江苏启东因反对日本王子造纸厂污染海域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浙江宁波因反对PX项目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等等。国际经验已充分证明,“邻避”不应该是一种需要克服的现象,而应该是一种需要适应的现实。邻避冲突固然以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精神内涵实际已经超越了社会维稳以及管理危机的范畴。我们要看到政府借公共利益之名侵害部分居民合法权之实,更应看到背后的传统精英独断治理模式的危害以及代议民主之下政府官员对公民个人利益的漠视,可以说,当前政府决策运作遭受了重大的公共性危机。在公共理性的规约下,协商民主治理模式辩证地发展了传统治理模式,弥合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鸿沟,为邻避冲突“何以可能”在对话协商而不是暴力不合作中达成共识指引了新出路。邻避冲突解决之根本在于通过构建公民参与机制、风险沟通机制、利益兼顾机制以及理性互动机制,赋予公民与政府平等协商、公开对话、协作共治的机会,让公民真正涉入关切自身利益的邻避决策中去,通过多元主体充分合理的讨论、对话、协商,审视和纠正公共决策过程中可能掺杂的“伪公共利益”,促使公共性的回归,保证政府能够理性地作出对所有利益攸关者、尤其是弱势群体都有利的公共决策。总而言之,政府在公共政策方面的改善和调整无疑是主导性的,协商民主因蕴涵着参与、对话、沟通、合作的公共精神,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参考理论,成为社会善治良序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