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哲学文化”的产生,并不是来自于罗蒂的突发奇想,也并不来自于单一的“温床”——“后哲学文化”的产生乃是有迹可循的,具体表现在它的产生有其问题背景、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理论渊源。这三者共同催生了“后哲学文化”这一思想。这使得我们对于“后哲学文化”的探索成为了可能。那么,“后哲学文化”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一点,罗蒂并没有给出确定的定义。相反,他只是利用零散的文章描绘了这样一种“文化”——在推翻了神话在文化领域中的主宰地位之后,人们因对于哲学所居有的文化的主宰地位的厌恶,力主建立一种“后哲学文化”。这使得人们对于“后哲学文化”的注意力似乎只停留在“哲学”与“文化”这两个方面。实际上,从罗蒂有关“后哲学文化”的论述来看,这一思想所包含的似乎远不止这些:1、“后哲学文化”作为一种“后于某种哲学的特殊的文化”,它之作为对“哲学的空场”的回答而表现出来的“后哲学”之属性要求“后哲学文化”必须要做它之关于“哲学”的论述;2、“后哲学文化”因其所处是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故它之关于“后哲学”的论述便不能抛开“科学”对于这一切的影响。因而,“后哲学文化”从客观上又要求做它之关于“科学”的论述;3、“后哲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作为一种以“后哲学”为其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它之论述的本身就是一篇有关“文化”的论述;4、“后哲学文化”作为一种新文化,一种以多元性为其特征的新文化,在以往真理观尽皆失去效用或者效用大减时,随着它之生成而出现的乃是一种新的真理观。因而,关于“后哲学文化”的论述,不可缺少的还有它之真理观的论述;5、“后哲学文化”是在“哲学的空场”以及“现代性危机”这样的困境中成长起来的。因而,作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无论是在它之关于哲学的原始的追溯中,还是在对于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的状况的考察与处理上,“后哲学文化”都表现为一种有关社会伦理的特色。因而,对于“后哲学文化”的论述,所不可少的还有它之关于现实方面的论述。面对“哲学的空场”以及“现代性危机”这样的世纪之问,罗蒂利用其实用主义的思想在整合了欧陆以及英美两大传统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后哲学文化”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做了比较全面的解答。“哲学”在罗蒂这里恢复了它在创生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属性,而它在实际生活中所施展为的“实践智慧”,在罗蒂看来,则将会是人们在思考并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最佳方案。因为,现代性的危机正来源于人们对于“实践智慧”的忽视——人们在对于“大写的哲学”以及过度的科学主义等等“理性神话”的追逐中,渐渐切断了自身与“实践智慧”的联系,而是转而信奉一些表现为超现实主义、本质主义以及基础主义的“知识”。因而,虽然在与宗教神学之蒙昧主义的斗争中,人们渐渐的感受到了来自这一信奉的甜头;然而,在此后的对于它的宗教狂热中,乃至猝然面临现实的冲击时,人们却又不得不开始质疑这一信奉。正像在对这一信奉开始的时候,人们质疑这一新的信条所批判的旧的信条一样。那么,同样建立在对于旧信条批判基础上的“后哲学文化”这一新的信条,便是值得信奉的吗?这才是对于“后哲学文化”这一思想所最应当做的研究。因为,新的教条的合法性的确立,与它对于旧的教条的批判之间并不具有某种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且,新的教条无疑还处在初创时期,它的有效性还是有待效验的。但是,应当提防的是,在评判“后哲学文化”这一新教条时,旧教条以其某种策略来干扰我们的立场。无疑,在影响我们的语言、行为以及思维习惯方面,旧教条更具优势。所以,应当于新旧教条的交锋中去看新教条的合理性。在对“后哲学文化”的攻讦以及“后哲学文化”自身所做的“申辩”中,我们发现,他们主要围绕“相对主义,还是实用主义”、“反基础主义,还是另一种形式的基础主义”以及“是否是学术商业主义”这几个方面来进行争辩。虽则罗蒂的申辩并没有彻底消弭他与攻讦者之间的分歧,但是,他之申辩却使我们深化了对于他之“后哲学文化”的理解。“后哲学文化”倡导一种多元的、开放的文化环境。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来说,无疑是有其借鉴意义的。首先,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在此前的文化建设中,是否已然处在某种“大写的词汇”以及过度的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其次,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在这样一个资讯时代里,我们应当如何建设我们的“现代化”以及如何处理与外来之“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问题。无疑,“后哲学文化”这一思想能够使我们这样的思考;然而,“后哲学文化”以其还处在初创阶段,又使得它对于我们的积极意义还需要我们的“视域”的参与——我们的取用造就了“后哲学文化”的积极意义,我们的对于“后哲学文化”的取用也丰富和发展了“后哲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