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麟（1891年—1956年），湖南长沙人，著名经济学家。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班、德国柏林大学经济系研究员班。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授、教务长、商学院院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部主任。1932年到武汉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经济系主任，后兼任法学院院长，多次代理校长。1940年被教育部定为部聘教授,多次参与政府工作并任职。刘秉麟一直致力于财政经济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近代中国外债史稿》等，也发表了很多关于经济学原理、国家财政、人口问题的论文，他的经济学研究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刘秉麟经济思想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来源，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他的经济思想深深扎根于我国古代历史，尤其是古代著作财政方面的内容对其影响颇大，这在其著作中就有充分的体现。其次，西方财政经济学著作的影响，李斯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亚当士等的著作，对他的经济思想的形成有着关键的作用。另外，刘秉麟的个人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时势对其思想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如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四年，为刘秉麟此后的经济学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此后刘秉麟留学英德，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刘秉麟的经济学研究，是其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主要来源；其参加的政府经济会议和其他社会活动，也对其经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近代的诸多历史事件，有的是刘秉麟专门研究，更多的是在其诸多著作里联系具体问题分别论述，对刘秉麟的诸多著作产生影响，亦是刘秉麟的思想源泉。刘秉麟的经济思想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一是刘秉麟的近代外债思想，二是刘秉麟的中国经济史思想，三是刘秉麟的西方经济学思想，四是刘秉麟关于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主张。刘秉麟的近代外债思想是其经济思想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并且集中体现在《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中。刘秉麟的近代外债思想的产生不仅源于他较早时期便对外债有所关注，更为重要的是时代因素。其近代外债思想可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清政府时期的外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外债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债。他的外债思想有着浓厚的批判性，具体表现在对近代中国所举借外债的态度总体上是否定的，强调外债带来的损失，统治政府的腐朽无能与鱼肉人民的本事，西方列强的侵略成性与贪得无厌。这种倾向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受建国初期的政治氛围影响的。他的外债思想在外债史领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刘秉麟的中国经济史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国财政小史》和《中国租税史略》里，涉及秦以前，秦汉至南北朝，隋唐宋及元明清的财政原则、财政组织与租税制度。其思想注重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结合，力求准确，同时也带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刘秉麟的西方经济学思想，其形成顺从了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源于发展经济的社会现实的需要。其西方经济学思想涵盖范围广泛，包括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经济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程序，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即消费、生产、交易、分配，国家财政，以及西方经济学家。其西方经济学思想在当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刘秉麟关于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主张，包括经济发展路线主张，近代税制主张，新工业发展主张，以及辅币问题、粮食问题、储蓄问题等具体问题。这些思想与当时的时势紧密相关，足见其思想的实用性。刘秉麟的经济思想内容丰富，特点鲜明，主要是全面性、批判性、时代性。其经济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