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导论部分讨论的是李庄案的启示。随着一大批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轰动全国的重庆“打黑”现在正式告一段落,在这次活动中,同时被被追究刑事责任还有龚刚模的辩护律师李庄,李庄最终被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一年六个月。而李庄案之所以在全国引起轰动,不仅与在轰轰隆隆的重庆“打黑”中为龚刚模担任辩护律师有关,而且与理论界和实务界诟病的刑法第306条有关,刑法第306条即理论界和实务界俗称的“律师伪证罪”,自从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来,中国有许多律师因律师伪证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如张建中、陈一冰等。律师伪证罪俨然成了辩护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刻刻在威胁着辩护律师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的执业风险,刑事辩护率急剧下降。李庄案再一次引起了律师、专家学者的反思,如何保障辩护律师的人身权利?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是否享有刑事豁免权?如何构建律师的刑事豁免权?……等等一系列问题呼之欲出。本文试从李庄案入手,对我国目前的律师刑事豁免权做一个系统而深入的理论研究,以完善我国律师的刑事豁免权,保障辩护律师的人身权利,进而保障辩护律师的各种诉讼权利,使他在保障自身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能更好的履行辩护职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最终实现司法公正。第一章讨论什么是辩护律师的刑事豁免权?首先阐述辩护律师及辩护制度,辩护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了自己辩护,还可以请辩护律师,辩护律师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为当事人作无罪、罪轻的辩护。但是,由于刑法第306条的存在,辩护律师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正所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律师连自身的人身权利都保障不了,怎么能更好的为当事人辩护呢?所以,要使辩护职能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必须赋予辩护律师各种执业权利,如刑事豁免权。接着讨论律师刑事豁免权的概念和特征,由于律师刑事豁免权是舶来品,所以,要借鉴国外的有关规定,国外主要选取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代表性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然后,从两个方面讨论我国的律师豁免权,一是法律规定,二是理论争议。法律规定主要是我国新修订的律师法第37条,新律师法第37条第一次规定了律师的执业权利——法庭言论豁免权。理论争议部分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刑事豁免权是否仅限于法庭之上?二是刑事豁免权是否仅包括言论豁免?三是刑事豁免是否仅豁免刑事责任?第二章讨论的是为什么要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豁免权?首先讨论的是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豁免权的理由,即价值基础或理论依据。豁免权首先是一种权利,在人权保障日益加深的今天,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也在进步,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豁免权不仅是律师诉讼权利之一人权的完善,而且赋予律师刑事豁免权后,律师能更好的履行辩护职能,进而能够更好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种诉讼权利,客观上保障了当事人的人权。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呈现出职权主义偏重的特点,控辩双方的力量及其不对等,所以,要想真正达到控辩平衡,必须强化辩方的力量,这其中就包括赋予辩护律师的刑事豁免权。司法公正是司法的基本目标和价值之一,司法公下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而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都离不开律师刑事豁免权,接下来,讨论的是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豁免权的现实意义,主要有四个方面：有利于促进律师职业定位,改进律师职业性质的认识；有利于维护律师合法权益,降低律师执业风险；有利于深化控辩平衡理念,改进和完善刑事诉讼模式；有利于明确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使律师成为真正的诉讼主体。第三章讨论的是我国辩护律师刑事豁免权的完善。要讨论律师刑事豁免权的完善,前提是必须搞清楚我国律师刑事豁免权缺失的原因,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最明显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法律文化的缺陷,二是刑事诉讼模式的弊端。在搞清楚豁免权缺失的基础之上,笔者对我国刑事豁免权提出一些理论构想,接着讨论如何完善我国辩护律师的刑事豁免权：一是首先要转变对辩护律师的看法,摒弃一些偏见和歧视,要认识到律师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和刑事诉讼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推动着中国的法治进程；二是完善相关立,包括律师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三是要厘清律师刑事豁免权与律师伪证罪的界限,司法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分清二者的界限,造成了许多律师被追究刑事责任；四是要严格区分律师业务中的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区分律师的行业责任和刑事责任,不要忙盲目的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完善律师刑事责任的惩戒程序,使得律师刑事责任的惩戒更加公正合理,为律师执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