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威廉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潮流的影响下思考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文学的关系,并更多地在自己的著作中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在这一过程中,威廉斯形成了一种处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的、关于文化的特殊理论,并将其命名为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这一理论的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发表为标志。文化唯物主义志在颠覆文化理论中僵化的决定论,打破那些封闭的范畴,进而重现社会的种种过程之间的交互作用。文化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新诠释,作为“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它从物质的层面上理解文化,强调了文化内部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又反过来建构了一种文化唯物主义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通过颠覆基础与上层建筑、反映、决定等概念将马克思主义归入人文主义的传统。语言在文化唯物主义中扮演重要角色,威廉斯通过对巴赫金语言哲学的借鉴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形式主义的对实践意识的解释,并最终将经济的生产还原到“某种不可分解的总体性”,继而将其与文化生产并置,以此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主题转换成“人类创造自身的历史”这个人文主义的主题。威廉斯的这一思想倾向与他的文化唯物主义反对抽象的理论倾向互为表里,他对抽象的排斥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这些原因尽管阻止了一种右倾的总体性理论(社会学)在英国的产生,但在另一方面也对革命的总体性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生根发芽造成了阻碍。在此意义上,威廉斯所阐发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开拓性的理论尝试,应该得到一种同情的理解。最后,威廉斯对抽象的排斥淡化了经济结构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这是文化唯物主义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