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关怀的是：人类学理论、人类学与汉学研究、方法论与实践论范畴在内的知识话语内容，笔者认为，在以上所涉及的各项维度中人类学家对客观知识的有效把握均缺乏真实性。文章在较大的知识背景中，以发散性的思维论述了理论范式的窘境，汉人社会研究存在着西学思考模式运用到本土文化研究的断裂性问题，以及在人类学的实践的向度里政治与权力干扰田野调查工作者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与翻译，对人类学及其田野民族志作品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对人类学的反思与批判贯穿了人类学理论、方法论与实践论的各个领域，从二十世纪初始的理论范式替换、从认识论的单向翻译到多声道纂写、再到八十年代的“写文化”与“写文化之后”，特别是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及其所包含的人文社会科学进入到“后现代”阶段，这种批判的呼声越来越高，所涉猎的横向与纵向领域都不断扩大、加深。人类学正在进行着一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辩护与较量。 本文在人类学大的时空背景下，讨论了人类学的知识特性与田野工作状况，契合了西方学人所关注的时代话题，同时也关注西学东渐的历史使命，探究了人类学与汉人社会研究的本土化历程。笔者自创了“再事实”的概念，认为主观体悟与客观知识之间的鸿沟即使是作为经验丰富的人类学家也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即简单事实与“再事实”(人们头脑中的事实)存在着或然性与不确定性的联系。结论部分，笔者借以儒家“礼乐”文化和乌托邦为隐喻，提醒人类学者穷尽知识的非现实性与不确定性，来重新认识人类学知识与文化的复杂性。即本文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