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已经明确地由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目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任务之所以提出,是因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飞快发展,特别是经济迅速起飞,不能不引起社会上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在急剧转型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都会凸现出来。这种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或“阵痛",在各个发达国家现代化历史上都曾发生过。这些矛盾与冲突处理得不好,极易引起社会动荡和经济倒退,因此,研究这些矛盾与冲突的化解方法,是政治学研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使命。　　 关于政治冲突解决的理论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中国政治学界对政治冲突问题的初步探索基本上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尤其是对政治冲突化解的理论研究更是少见,其进一步研究的空间还很大。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把握、分析和借鉴西方政治冲突解决理论的内容和方法,对于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冲突解决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认识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政治冲突研究中,常常存在两个领域的冲突研究,即国内领域的政治冲突研究和国际领域的政治冲突研究,尽管国内政治冲突和国际政治冲突都十分复杂,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进行详尽的分析比较困难,但本文还是力图进行了尝试。无论国际冲突与国内政治冲突如何复杂,通过《冲突解决》杂志1957～2001年45年间所发表文章的关键词的统计分析发现,可以发现西方政治冲突解决的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对象和领域是国内还是国际,都具有共同的特征、理论和方法:　　 1.无论对国际冲突而言,还是对国内政治冲突而言,博弈论都是西方学术界分析冲突的主要方法。　　 2.西方解决冲突的理论和方法,无论其研究对象是国内冲突还是国际冲突,多集中在沟通、协商、合作、威慑和调停等方面。　　 3.西方政治冲突的各领域研究,在研究方法及其冲突解决理论方面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　　 就本文的研究来说,突出了如下特点：　　 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本文选择了西方政治冲突解决理论和方法的典型主要方面展开了分析研究。在集中对于这些方面展开研究的过程中,文章追溯了西方学术界研究这些冲突方法的主要理论历程,分析了各个相关的理论流派的缺陷与得失。笔者企图以这种典型选择和分析,透视西方政治冲突理论研究的全貌。　　 政治经济分析在西方政治学研究近几十年的发展,由此形成的博弈论在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在冲突研究中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直接推动了政治冲突的理论研究和现实议题的发展,并为政治冲突研究的科学化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前景。一是博弈论及其模型的引进、展示及对其求解的不断尝试,不仅为政治学科学主义和理性选择学派强化其理论教义提供了工具,更为重要的是为分析政治冲突与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二是对政治冲突研究的精细化、科学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推动了政治冲突研究的知识积累。三是深化和拓宽了政治学研究中理性主义范式的范围,并且不断推动其向战略理性、有限理性的深度发展。　　 威慑理论是二战以来,西方国家应对政治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冲突各方互不信任时,应对冲突的一种特殊方法。文章认为,实力、权力(power)与可信性,是进行成功威慑的主要因素。利益,尤其是国家利益是大国实施延伸威慑的根本因为。尽管美国处处标榜其安全责任和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崇高价值观,处处实施武装干涉,但其根本的出发点仍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西方学界对威慑理论进行的批评,主要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威慑的理性逻辑根本没有考虑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二是威慑理论忽略了或有意不考虑影响决策的国内政治因素；三是威慑理论没有考虑外来威胁和对方意图。四是威慑理论的基本框架体现了以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为背景的战略观点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　　 调停,或者说调解、斡旋,也是一种特殊的冲突解决方法,与威慑、合作不同的是,当事人并不是冲突的对象,而是作为第三方的角色试图解决冲突,从而使得冲突不会升级。文章分析了调停的决定因素、调停方法与调停结果的决定因素,从理论上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拓展。笔者注意到,冲突各方之所以寻求调停是因为他们力图通过调停谋求较之别的解决冲突途径而获得更高的期望收益,他们在谋求更高的期望收益时力图避免诉诸裁决,使冲突公开甚或结束各方的关系。作为调停者的第三方也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当调停比不调停能获得更多的利益时,他们为此也乐于提供帮助。在拓展调停者调停方法的决定因素时,依赖了战略选择理论模型,也利用了决策理论和目标理论。以此为基础,可以看到,调停者避开了那些不具有可行性的技术与方法,也避开了那些成本很高的技术与方法。由此可以认为,调停者主要应该根据启发式战略或补偿型战略两个途径进行调停技术与方法的选择。当调停进行的时候,调停者所选择的技术与方法必须和他的目标紧密相连。最后,将动力场理论作为基础,分析了决定调停结果主要因素的冲突力与调停力。有些因素构成了冲突力降低着调停的效力,而有些因素能构成调停力增加了调停的有效性。　　 对于合作的研究,文章主要基于两个层次,一是将冲突与合作作为基本现象来考虑。如谈判模型、认知模型、学习模型、反应过程模型。当然,这些研究不可能穷尽这些模型的理论贡献。本文对于每种模型的研究和分析,主要讨论了其理论贡献,评估了各自的解释力和适用范围。二是从宏观上总结了几个比较有影响的政治合作模型,分析了各个模型的理论内涵、成就与各自的缺陷与得失。注意到,利益的多样性,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冲突各方的实力(权力),环境与制度、互动的次数,互惠的需求都是影响合作的重要因素。　　 对于联盟的研究,文章主要借助于“实力”、“威胁”、“利益”等不同的主变量,通过对联盟起源与形成阶段的考察,将联盟理论的主要范式分别归纳为“实力平衡论”、“威胁平衡论”、“利益平衡论”、“制度规范论”和“观念认同论”。通过研究不难看出,在西方政治冲突解决理论研究中,现实主义,尤其是新现实主义的范式在联盟理论的构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威胁平衡论”和“利益平衡论”基本上都属于这一理论范式,其他一些理论分支(partial theories),如“联盟困境理论”、“制衡与追随理论”、“囚徒捆绑与推卸责任理论”也都属于这一大的理论范畴。传统现实主义的学者为联盟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最初的分析视角和切入口,也为联盟理论的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石；新现实主义者将威胁或利益作为其主变量,并以一种优化的结构体系将一些新的研究概念引入联盟理论研究的分析系统,使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更强,其所采取的实证分析方法,也使该理论流派得出的一些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　　 笔者期望,通过这些研究,不仅可以透彻了解和把握西方当代政治冲突解决的理论与方法,而且可以为深入分析和借鉴西方政治冲突解决的理论与方法,建构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冲突解决理论与方法提供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