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故土,流动到经济更发达的地方谋求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与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劳动力流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从宏观上看,劳动力流动顺应了工业化、城镇化的趋势,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从微观上看,劳动力流动改变了农户单纯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提升了农户收入,带动了贫困农户脱贫致富。在脱贫攻坚的战略背景下,从学理上分析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有利于为扶贫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依据,也有利于促进劳动力流动与贫困这两大研究领域的对话。本文基于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分析劳动力流动这一生计策略对农户增收减贫的生计结果的影响,并观察农户的生计资本如何在劳动力流动减贫中发挥作用。由于农户的生计策略、生计资本是附着在劳动力身上的,因此本文也将劳动力的个体特征纳入研究框架中。具体而言,本文将劳动力流动这一生计策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农户的生计资本以及劳动力的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探析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户收入、农户收入贫困发生率以及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这一生计策略在提升农户收入、降低农户收入贫困发生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劳动力流动对于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有限;农户的生计资本在劳动力流动减贫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来看:第一,在农户收入层面,劳动力流动会显著提升农户总收入,且农户中流动劳动力的占比越大,越能提升农户总收入,就流动地域而言,收入贫困户劳动力在县外流动更能提升农户总收入,而非收入贫困户劳动力在县内流动更能提升农户总收入;劳动力流动会显著提升非收入贫困户的工资收入,并且非收入贫困户劳动力流动的省份数量越多、在县外流动的年数越长,获得的工资收入越高,对于收入贫困户而言,农户中流动劳动力的占比越大,越能有效提升其工资收入;劳动力流动会显著降低非收入贫困户的农业收入,但不会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户的农业收入,劳动力在县外流动的年数则会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户的农业收入;流动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会显著提升农户的工资收入和总收入,但会降低农户的农业收入。第二,在农户收入贫困发生率层面,劳动力流动会显著降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收入贫困发生率。第三,在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层面,劳动力流动无法缓解欠发达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在多维贫困的具体维度中,劳动力流动能有效降低农户在生活水平这一物质层面的贫困发生率,但对于降低农户在教育、健康等非物质层面贫困发生率的作用有待提升。第四,生计资本会对农户的生计结果产生影响。自然资本对于改善农户生计结果的作用式微,农户的自然资本越丰富,其陷入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概率也越高;物质资本对于农户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的物质资本的性质,农户拥有的传统农业生产资料越多,其陷入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概率就越高,而拥有的现代化农业生产资料越多,其陷入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概率就越低;在金融资本中,农户可自由支配的资金越多,越有利于缓解其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农户的负债则不利于缓解其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人力资本能够有效提升农户收入、降低农户收入贫困发生率以及多维贫困发生率;新型社会资本能够有效提升农户收入、降低农户收入贫困发生率以及多维贫困发生率,但社会资本在减贫中具有门槛效应。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丰富农户的生计选择。尽管农村劳动力流动能提升农户收入,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必须以发展现代农业为抓手,提升农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为农民就业、创业提供更多的选择。第二,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改善农户的生计环境。劳动力流动并不能显著改善农户在教育、健康等层面的多维贫困状况,政府必须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与公共产品,确保无论是流动在外的农民还是留守在农村的农民都能得到良好的公共服务。第三,高度重视农户资产建设,优化农户的生计资本。农户的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的生计选择和生计结果,应加强农户的资产建设,提升农户抗风险能力,降低农户的脆弱性。第四,合理引导农村劳务输出,降低农户的生计风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进行市场化引导,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推动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转移或就近转移,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