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媒介是传播健康、促进健康的重要途径。在疫情期间,健康信息的价值得到全社会前所未有的重视,信息媒介成为连通个人—社会的不可忽视的纽带。从类型学上看,作为“符号互动”的信息媒介在健康传播中促进效应各有不同,应该分类比较,并阐述其健康促进效应的作用机制与背后成因。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充分探讨了数字媒介对个人健康的影响,却忽略了传统媒介的健康促进效用及其作用机制。虽然目前学界未公开疫情期间的信息媒介使用数据,但信息媒介对于健康的影响依旧值得研究。本文利用CGSS2017的数据,以健康不平等为分析视角,基于数字鸿沟理论探讨了两种信息媒介使用的健康回报差异。研究发现,传统媒介的使用带来的健康效应显著高于数字媒介。另外,两种信息媒介带来的健康效应均受到个人受教育年限的负向调节。在经过严格的中介效用检验后,本文发现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信息媒介促进健康的中间作用机制。受限于数字鸿沟的社会现实,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通过传统媒介加大健康信息的传播强度和宣传力度,以消弭数字鸿沟带来的健康不平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信息媒介和健康不平等这一议题上,学界存在数字优势论和信息质量优势论的两种争论,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信息质量优势论,证实了中国语境下传统信息媒介的信息质量对于促进健康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信息媒介和健康的关系时,应该将传统媒介的作用重新加以考虑,不能单纯的依据数字媒介的数字信息优势而认为信息数量等同于信息质量,进而默认传统媒介的健康效用更差。基于不同信息媒介使用带来的信息增量优势,相较于健康信息传播强度,保证信息媒介传播信息的质量,尤其是数字媒介所传播的信息质量,对于建设“健康中国”与“网络强国”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