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已有的研究，指出它们所依据的“挂靠”企业定义的局限性；第二部分回顾了“挂靠”企业的历史，分别在计划经济、所有制和政府管制背景下描述了“挂靠”企业的存在形态；第三部分探讨了“挂靠”企业产生、存续依据的条件和支配的“挂靠”企业运行的规则，尝试找出“挂靠”企业禁而不止的原因，分析“挂靠”企业案件中合法性的纠结；最后一部分，作者重新检讨了方法论。作者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1、经历了政府多年的整顿、打击，“挂靠”企业为何禁而不止？2、法院审判“挂靠”企业案件的困难来自那些方面？两个问题的求解都与“挂靠”企业是什么的问题非常相关。作者检索各个时期由中央、地方的各级、各部门政府发布的文件时发现“挂靠”企业极为混乱的用法，并且已有的研究很难解释这样的混乱。已有研究认为，“挂靠”企业的定义是由所有制和政府的否定态度来限定的，但是作者发现它的解释力非常有限。作者认为，定义的方法难以覆盖实际的问题，作者采用的是语言游戏——把问题放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根据语词的使用规则来“综观”，以期得到“挂靠”企业的真实含义。回顾历史的研究成果是，认为“挂靠”企业含义的产生应该在计划体制、所有制和政府管制三种不同的语境种寻找。三者虽然从时间上讲前后相继，但并非后者取代前者，而是后者的加入带来了使用的范围的不同，其侧重点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换。作者认为，之所以三种不同的用法都归于“挂靠”企业一词，是由于其中家族相似的关系：计划体制下的“挂靠”企业和所有制体制下的“挂靠”企业分享了主管部门制度下的“挂靠”这一体制特征；而所有制体制下的“挂靠”企业和政府管制下的“挂靠”企业共同点却在其差别待遇。并不是由于三者有共同的本质——也就是可以由一个定义所表述，而是前后相继的两者之间均有共同之处。三者在“挂靠”企业这一语词上的统一，反映出的是改革过程中发生的某种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变化。研究了“挂靠”企业指的是什么的问题之后，作者尝试解释第一个问题，即“挂靠”企业禁而不止的原因。作者认为主管部门制度是导致所有制背景下“挂靠”企业屡禁不止的原因所在，而在政府管制背景下也许必须讨论管制的合理性依据。对第二个问题，即司法机关遇到的“挂靠”企业案件的复杂性，作者认为原因在于“挂靠”企业案件中法院遭遇了当代中国面对的最为复杂的立宪问题。尽管案件乍看起来像是财产权问题（或者行政诉讼掩盖下的财产权问题），用民法上的财产权理论来解释却并不令人满意。要决定隐藏在甄别“挂靠”企业身份这一事实问题背后的<WP=5>财产权归属，法院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体制转型时期是否应当承认计划体制下获得财产的合理性。但理论上法院没有解决该问题的优先地位，事实上也缺乏足够的权威。以宪法理论中的政治问题原则为工具进行分析，作者发现问题也不适合用民主过程解决，因为它超出一般民主多数决定的范围，而是对基本制度进行选择的立宪问题。法院无论参与还是退出问题的解决都不合理，所以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以大量的实证材料为基础，作者在文中讨论了与“挂靠”企业相关的法定代表人争议、债务偿还和贪污等案件，分析了逸出一般民法学视野的与所有制相关的财产权问题，并对以法人理论解释“挂靠”企业案件的合理性做出了评述。在方法论的反思中，作者提出研究问题应从历史上实际运行的规则中寻找经验，并交代了该方法得益于“语言游戏”这一现代哲学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