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已经进入经济“新常态”,争取外部资源,加强经济对外合作,是中国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途径之一。于是,“一带一路”战略顺势而生,其目的为带动自身和外部国家经济的共同增长。而如何实现沿线国家经济的协调共同增长?这是一个现实难题。只有从沿线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现状出发,才会实现沿线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而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即为全要素生产率,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使用1995年-2014年的跨国国面板数据,首次测算并探讨“一带一路”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主要结论有:(1)样本时间内,沿线各国平均TFP年均下降0.3%。其中,技术进步下降3.3%,规模效率增长1.9%,纯技术效率增长1.3%。(2)政府行为与TFP正相关。贸易可以促进亚洲的TFP增长,但不能促进欧洲。工业化提升了欧洲的TFP,但对亚洲却没有提升作用。信息化仅提升了亚洲的TFP。创新对亚洲的影响显著为负,对欧洲则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医疗卫生对欧洲有着促进作用,而对亚洲却有抑制性。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了欧洲,但对亚洲却没有促进作用。城镇化与亚洲的TFP正相关,与欧洲的负相关。(3)各因素对TFP的作用机制也存在差异。政府行为对亚欧的技术进步均有促进性,对规模效率均有抑制性,而且亚洲的政府行为对纯技术效率有着积极作用,则降低了欧洲的纯技术效率。亚洲国家的贸易对三者均有促进作用,但欧洲的贸易仅提高了纯技术效率。工业化可以提高亚洲的规模效率,降低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提高欧洲的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降低了规模效率。信息化对亚洲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有推动作用,对欧洲的纯技术效率有着推动作用。创新则通过推动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实现对欧洲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但仅对亚洲的纯技术效率有着提升作用。医疗卫生可以有效推动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与亚欧的技术进步均正相关,也与亚洲国家的纯技术效率正相关。城镇化对亚洲的技术进步、欧洲的纯技术效率均有促进作用。金融支持对亚欧国家的技术进步都有着积极意义,还对欧洲的纯技术效率有着促进性。